涨薪潮等诸多利空之下，企业利润不断被摊薄;扩大规模避险，又被招工荒困扰

　　平均月薪近3000元!

　　“前一阵子，当我向老板汇报普工(生产线工人)月薪时，老板很惊讶，要我们赶紧核算核算成本。”张静说，老板叫停他们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公司利润并没有增加。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公司将会关门歇业。

　　张静是东莞长江电脑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长江电脑公司位于东莞市清溪镇，是一家典型的代工公司，该公司生产电脑主机箱板和散热器外壳，为戴尔等诸多知名品牌做代工。

　　“我们现在一不小心，就可能亏损!”张说。然而张静所在的企业目前面临的状况在东莞并不是个案。据记者了解，类似长江电脑这样的代工企业在东莞就有14000多家，多为台资和港资企业。

　　在度过了近30年“美好时光”之后，在涨薪潮、人民币升值以及出口退税政策等因素的冲击下，东莞的代工企业走到生死边缘。

　　涨薪直接侵蚀30%的利润

　　“加薪之后，基本上侵蚀掉0.5%的利润，而我们净利润只有1.5%。”张静介绍说。张认为，他们公司属于纯粹的代工企业，虽然制造能力很强，但是利润很薄。就一般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而言，人力成本一般要占到营业额的30%左右。公司利润主要来自低廉的劳动力和低价的土地。

　　然而上述代工企业主要依仗的这两项竞争优势，正在发生改变。5月1日，东莞市开始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由2007年的770元/月涨到920元/月，涨幅19.5%。土地成本也在逐渐上升，各种变相加价在土地上费用开始出现，并逐年提高。

　　“最低工资提高对我们这样的代工企业影响是相当大的。”乐域(东莞)塑料电子制品有限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周细归介绍。生产线工人的主要收入不是最低工资，而是建立在最低工资上的加班费，在生产线工人工资中，加班费往往是最低工资的1.5倍。张静也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在普工的收入构成中，最低工资和加班费往往能占到工资额的大部分，其余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则是很小的一部分。”

　　提高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唯一影响就是降低了利润。周细归表示，劳动生产率是无法再提高了，一方面是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到极致，另一方面，普工的报酬，除劳动时间内的基本报酬外(最低工资主要指这块内容)，还有计件薪酬，在利益面前，普工早已将他们生产效率挖掘到极限。

　　现实也确实如此。6月24日，长江电脑公司的生产车间。按照设定的程序，从一楼到二楼的生产线分别生产着电脑主机箱板和散热器的外壳，一块块电脑主机箱板被冲压成凹凸不平的造型，最后再贴上指定厂家的商标。“至于做成什么形状、涂上什么色彩，这些都不用工厂操心，订单上会写得很清楚。”张静告诉记者，长江电脑纯粹做代工，没有自己的设计和研发部门。

　　长江电脑公司在整个电脑产业链条中，只是组织好这样的生产线工人，按照要求加班加点生产出来即可，劳动力成本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生产成本。

　　据了解，这些代工企业如今绝大多数利润率不超过10%，电子制造服务业平均毛利率自2006年的6.2%骤降到如今不足3%，而净利润则不到1%。玩具业在1990年时还有高达30%的利润，10年前的2000年也还有20%，但此后该行业的利润急转直下，到2006年就基本无利可图了。

　　“我们没有与国外厂商议价的能力，按照理论，只能向劳动力方面转移成本。”智嘉通讯科技(东莞)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锡帆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大家只能期待于在管理上控制成本，“如果没有空间，就只能牺牲利润。”

　　不确定性仍在加大

　　“这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政府接下来会做什么。”一位东莞台商告诉记者，在此次加薪前的2008年，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比此前上涨10%，达到770元，2009年没有加薪，而今年的加薪幅度高达19.5%，“出乎多数人的预料，我们以为会是800元，没想到竟是920元，官方给我们的说法是2009年没有加薪。”

　　“这是否在暗示企业，今后每年都会加薪10%，即便某年不加，来年也会补加?现在老板们在等，工人也在等，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每年加薪10%成为常态，而我们的利润没有增加，甚至减少，最后只有倒闭。”这位台商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还有税收的问题，2009年可能是地方财政要增收，突然向企业追缴2006年以来的印花税，之前都是对合同征税，这次是不按照合同，只要公司有“进项”和“销项”都征税，企业苦不堪言。

　　这还不是全部。人民币可能出现的大幅升值也让代工企业噤若寒蝉。乐域(东莞)塑料电子制品有限公司的市场经理赵雅盛向记者坦言，人民币升值一个点，该公司的利润就要少一个点，“我们与香港总公司用港元结算，而港元和美元挂钩，我还不清楚香港的总公司有没有在报价中增加这部分成本，一般来说很难。”而与客户以美元结算的长江电脑公司更是关注人民币的走势，张静告诉记者，公司一直在做金融避险，但这种升值的不确定性仍在不时地侵占着利润。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6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新一批取消出口退税商品的名录，虽然此次主要涉及高能耗产品，但对于代工企业来说，“出口退税”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头顶，随时都可能落下。

　　“现在什么行业有17%的利润?现在出口型企业的利润都很薄，一下子取消17%的出口退税，就等于在剥夺他们的利润。”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国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担忧。一些受访的企业也表示，不确定的出口退税政策反映出国家对出口政策的态度。“取消出口退税可能成为压垮很多纯代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扩大规模遭遇“招工荒”

　　“现在有订单回来了，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但做不出来呀。”

　　在利润被逐渐摊薄的情况下，代工企业果断地选择扩大规模。但是“招工荒”又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李星是东莞市一家本地制衣厂的老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直在被追单电话“骚扰”，李星无奈地表示自己陷入了规模的困局。为了获得规模效应，李星在2009年将企业产能扩大了一倍，工人也由500人增加为1000人。李星向记者透露，他的工厂现在只剩下300个正式工人，活儿急的时候会请临时工，而更多时候，他是“满世界”找有生产能力的工厂将订单转包出去，“建立客户关系很不易，不能拒绝他们的订单，即使赔本也要赚个吆喝，现在最怕接到国外客户的催单电话。”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长江电脑公司，张静坦言现在最头疼的还不是加薪，而是加薪后依然延续的“招工荒”。“我们公司现有1400名工人，他们的平均在岗时间只有半年。最严重的时候有9个工头同时为我们提供临时工，而每个工头带领10至20个工人。”

　　虽然缺工渐成常态，但代工企业依然对扩大规模情有独钟，在采访期间，记者发现面对危机，乐域公司和长江电脑公司都在扩大规模，只是将来能否招到工人，两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心中都没底。他们依靠扩产来解决利润被摊薄的设想充满了不确定性。

　　“过去工厂工人不会轻易流失，因为工厂门口排着等待工作的农民工。但现在愿意出来打工的人少了，这是代工企业前所未有的危机。”智嘉通讯科技(东莞)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锡帆认为。一位曾在东莞打工，现在已经在武汉一家制衣厂上班的工人告诉记者，过去东莞的工资要比在武汉高出一倍，但现在已经缩小到500元以内，算上各种生活成本，他不愿意再背井离乡去东莞。

　　能否通过继续加薪来吸引劳动力回流珠三角?受访的代工企业老板们态度不一。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反对富士康近乎翻倍地加薪，认为“企业不堪重负破产，工人也会失业”。即便如此，这些代工企业向内地迁移或者南下越南、印尼现在还仅仅停留在探讨阶段。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代工企业多是围绕龙头企业生产，如果龙头企业不迁，他们是不可能“说走就走”的。

　　一样的代工，不一样的冷暖

　　面临危机，这些不同层次的代工企业感受也大不相同。

　　张锡帆的企业最初是一家只生产电话线的纯代工企业，但如今他的产品线已经覆盖到通讯器材领域，并且有自己的研发，在重重危机下，依然保持10%以上的利润。乐域公司也是如此，该公司的部分产品已经开始在国内打品牌，一些大卖场也能看见其产品，即便同样遭遇用工荒，它的利润也是长江电脑公司的数倍。相形之下，纯代工企业在各个方面均无法主动，生存也受到挑战。

　　实际上，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纯代工企业，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前就感到了寒意，当年初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原先的每周6天工作日变成了5天，周六开工算加班。“长江电脑公司为此一年就被侵蚀掉了600万至7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张静说。

　　而《劳动合同法》中每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也让很多代工企业难以适应，“代工企业就是在劳动力和时间上拼利润，现在限制加班时间，就是变相地减少订单，也是在增加生产成本。”

　　即使纯代工企业，也因为不同代工模式，对企业利润影响不同。那些通过转厂出口(被直接出口企业层层转包)的纯代工企业一直以来都没有享受到出口退税的优惠。长城电脑公司就属于这样的代工企业，“我们也是为国外代工，但我们却享受不了出口退税政策，所以这次出口退税政策对我们没有影响。”

　　因为不能直接出口，也因为没有设计、研发环节，长江电脑公司就不如乐域公司日子好过。周细安说，他们乐域公司的利润平均在10%左右。

　　在这样低的利润率下，像长城电脑这样的代工企业有何本钱和能力来做转型?更为关键的是，以“节省”为主要手段的代工之路，又如何快速地转变到以“烧钱”为主要手段的市场销售之路?

　　这些纯代工企业正面临着考验。“随着经济转型的全面启动，内地省份对代工行业的容忍度可能不会超过10年，直接去东南亚或许还能生存20年。”台湾大学国际企业系教授卢信昌在向他们预警。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