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左右，各大快递公司陆续来到福建莆田市安福小区附近的高仿运动鞋店门口“蹲点”，开始了他们一天当中最为忙碌的时刻。

　　“把这个发到北京(专卖店)。”一位操着莆田口音的年轻人拎着三个印有耐克(专卖店)商标的鞋盒对快递员说。快递员根本不问具体地址，轻车熟路地写上地址，打好包装然后扔到车里，所有的动作俨然是多年反复操作形成的惯性。

　　在一条不足百米长的街上，挤满了众多派件和送件的人，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街道被各种电动车的启动声、快递员的呼喊声所占领。附近的大排档也得益于这些人流，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直至凌晨三四点钟，嘈杂拥挤的人群渐渐散尽，这里又梦幻般恢复了宁静。

　　而在白天，这条街上的鞋店都闭门谢客，每每暮色降临才开门营业，面对本刊记者这种陌生面孔，店主没有表现出类似深圳华强北一带山寨手机商贩的那种“主动搭讪”，而用一种爱理不理的态度来回复记者的咨询。

　　在莆田这个闻名遐迩的高仿运动鞋制造中心，这些商家似乎并不为自己的销路发愁。

　　攻破防线

　　对于高仿商家而言，在已经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盗取图纸这种拙劣的做法早已过时。

　　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全球的耐克鞋中，有三成是莆田的高仿鞋。运动鞋的售卖体系主要分为专柜公司货、厂鞋(所谓尾单)、裁片鞋(原厂拼装鞋)、莆田货。事实上，所谓的厂货和裁片鞋的数量并不算多，大部分是莆田货。莆田货又根据做工、材料的不同区分为几个等级。

　　莆田能够拥有如此完备的高仿鞋生产能力以及销售网络，并非一日之功。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靠近台湾，莆田吸引了大量台商来此创办制鞋厂，为国内外众多品牌鞋代工，以耐克为代表的运动品牌成为其中的主力军。渐渐地，制鞋业成为莆田的支柱产业，莆田也被称为“鞋城”。

　　然而，当地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催生了高仿鞋。代工厂的工人得到贿赂，将样品鞋或设计图纸偷运出来的事例比比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莆田俨然成了高仿鞋的“老巢”。

　　作为一个十几岁就在耐克代工厂打工的人，历经10多年的摸爬滚打，现在潘达已经拥有一支完整的高仿运动鞋制造团队。尽管潘达手下只有不到50人，但只要客户一下订单，最快可以在4天之内将货送到客户手中。

　　当时，莆田的高仿鞋产业虽初具规模，但并未达到如今几乎能以假乱真的制作工艺水平。“当时耐克的技术还是非常先进的，很多气垫的制作工艺对于高仿商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潘达对本刊记者说。

　　在球鞋发烧友看来，耐克最核心的气垫技术分为air max、zoom以及shox三个阶段，air max和zoom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问世，而shox尽管是新世纪(9.38,0.22,2.40%)的产物，但因鞋底过硬而沦为鸡肋，现在基本被弃用。

　　“但耐克的技术并没有与时俱进，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核心技术还是原来那几套。”潘达向记者透露，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高仿商家锲而不舍地钻研，莆田鞋的仿真度不断提高，渐渐名声大噪。

　　尽管代工厂近几年将安保措施武装到牙齿，依然无济于事。对于高仿商家而言，在已经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盗取图纸这种拙劣的做法早已过时。守卫、摄像、双层外墙等安保措施，只是将代工厂包装成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

　　潘达的团队现在不要再依赖原有的设计图纸了，多年的操作使其团队有能力通过耐克为鞋子预热准备的广告片，就能判断出所采用的技术和材料，并赶在耐克推出新品之前将产品推出市场。

　　但是，这种模式也给潘达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果耐克心血来潮临时修改鞋内技术，便有可能将潘达的团队推向深渊。

　　潘达在几年前便经历过这么一次“生死劫”。当时耐克推出了一款跑鞋，多年的从业经验让潘达预判这款鞋可以大卖，便按照以往的模式通过广告片中泄露的资料来仿制，并开动了所有的工厂全速生产这款跑鞋。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耐克在广告片播出后觉得这款跑鞋还存在一些缺陷，便在鞋底内做了临时的小改动，这一改动让潘达上百万元的投入打了水漂，濒临破产边缘。

　　导致潘达陷入被动的原因除了耐克的心血来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潘达所采用的“承包制”。

　　为保证高仿鞋的质量可以无限接近真货，潘达将自己的鞋底和鞋面分别承包给两个团队，一队负责鞋底，一队负责鞋面。这样一来，可以将责任清晰化，哪里出了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找到相关负责人。

　　对于自己的承包商，潘达要提前支付款项来保证生产，而这种临时修改的问题并非生产质量不过关，而是自己决策出现问题。在已经支付款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潘达根本无法叫停生产，只能自己承受损失。

　　“好在我挺过来了，感谢这几年他们(耐克)再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潘达说。

　　扬名天下

　　美国和俄罗斯已成成为高仿鞋业最大的外销客户，这一产业的内外销比例约为1:1。

　　尽管莆田的仿鞋产业已存在近30年，但真正扬名天下是在最近五六年，更有媒体报道2011年阿里巴巴的卫哲辞职事件，起因于莆田高仿鞋的打假活动。

　　莆田高仿鞋的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球鞋发烧友圈里也是广为流传。郭宇是北京亚新体育的总经理，亚新体育始于1990年，是北京最老的球鞋店铺之一。郭宇在北京球鞋圈里算是资深人士，除了卖鞋之外，他也经常在亚新店里“兼职”，帮网上淘鞋的网友鉴定球鞋的真假。

　　但郭宇在2013年2月份遇到一件尴尬的事情。有人拿着多双比市场价格低出许多的“泡儿喷”(耐克限量发售的一款篮球鞋)到店里售卖。郭宇顿时起了疑心，毕竟这款鞋在网络上的价格已经被炒到高于发售价格了，但鞋的做工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慎重的郭宇还是拿着真鞋仔细对比后才发现，这是一双高仿鞋。

　　相对于板鞋、跑鞋等“低技术含量”的品类，篮球鞋的技术含量较高，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能够仿制出可以以假乱真的篮球鞋，证明莆田的制假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在我这里，篮球鞋的进货价要高于跑鞋很多，几乎是一倍的价钱。”潘达说。

　　“你要相信我们的能力，现在很多专卖店的老板也来向我们要货。”潘达表示，随着目前实体店运营的费用提升，贩卖真鞋很难保证专卖店的营收，只能混入高仿鞋来提高利润。在莆田，一双耐克顶级跑鞋的进货价仅为150元，而在专卖店的价格却是过千元。

　　品牌商的一些销售策略也使得一些实体店颇为尴尬，一年到头疲于为品牌商清理库存货，而拿到的畅销货却少之又少。高强是耐克的一个代理商，他认为耐克非常善于做饥饿营销，而且对市场节奏的把握非常准。耐克在发售AJ复刻鞋的策略就是饥饿营销。“比如在北京只有少量的实体店有货，AJ11黑红发售的时候更是号称全市只有4家终端店面有货。往往一个实体店只有40双左右的量，不得不采取摇号的策略。”高强表示，“对于AJ鞋子，耐克从来不允许代理商订货，只是在一个季度一次的订货会上提前告诉代理商可能发售什么款式，什么产品配色，但鞋子不让我们订货，到时候临时分配，数量多少都是耐克说了算。”

　　同时，耐克会控制AJ鞋子的发售数量。另一位代理商于亮抱怨说：“AJ11给我们中国市场的数量也就是美国市场的十分之一，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一点都不少。我也理解，毕竟第一物以稀为贵，第二没有哪个厂商可以靠一款鞋子维持长期的竞争力，耐克还要保证其他产品，特别是融合了最新科技的产品的销售。”

　　目前莆田高仿鞋产业的客户不仅来自国内，美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其最大的外销客户，据莆田业内人士估算，这一产业的内外销比例约为1 : 1。

　　莆田高仿鞋的猖獗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重视。2007 年9月，纽约市警方从布鲁克林的两处仓库查获291699双假耐克，中国、纽约和至少6个美国的州同时展开打击行动，动用了便衣特警和偷听设备。

　　美国当时的“打假”行动揭开了整个贩假网络：中国的高仿耐克到达纽约，常常是通过UPS从纽约运至布法罗、罗切斯特、匹兹堡、达拉斯、密尔沃基、芝加哥、纽瓦克、波塔基特、罗得岛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一名移民海关执行署的官员表示，那批货物的市价超过3100万美元，“想要确认假货来源很困难，报关文件都是假的，但是可能来自莆田附近”。

　　衍生繁荣

　　电商的普及带动了莆田高仿鞋产业，地下经营者充分利用了电子商务的便捷性和隐密性。

　　提起《纽约时报》的报道，潘达显得非常得意。在他看来，这种国际知名媒体的报道对于莆田仿造产业的能力是一种肯定，整个高仿鞋的产业链已经成型，实体专卖店居高不下的运营成本以及品牌商的运营策略，使得那些质量过硬的高仿鞋成为一种“刚需”。

　　“鞋子的事情不光让我过上好日子，而且还让这个城市走向繁荣。”潘达告诉记者，他的档口附近那些将要竣工的楼盘，在安福小区没有成为高仿鞋集散地之前只是个坟场。

　　在潘达看来，王石、许家印这些地产大佬能够在莆田分一杯羹，要感谢那些制作高仿鞋的人士，“莆田的房地产繁荣是我们直接推动的，你知道吗?在莆田有将近四成的房子是被我们或租或买下来，变成做网上交易的公司或是仓库。”潘达非常得意。

　　安福小区一个晚上的鞋类成交量保守估计在2亿元以上，高峰时段，在安福小区一带出现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堵车现象。更为有趣的是，在这里因堵车而出现的车辆轻微擦碰是不会有人计较的，因为大家都赶着将货物运出去，没人会理会这些小摩擦。

　　近年电商的普及对莆田高仿鞋产业的兴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这些地下经营者充分利用了电子商务的便捷性和隐密性。

　　一般来说，在莆田进行电商买卖就是租一套房子作为办公地点，找人建个B2B或B2C网店，一个人或几个人加上几台电脑就可以营业了，具体就是选择货源下单、网络推广销售、物流快递送货几个环节。

　　实际上，经营高仿鞋只要准备几天时间就可以营业，经营者甚至前期不需要对网店和网络推广进行投入，这方面有专业公司为其包装，并且可以等到经营者获得收入的时候才支付费用。

　　“做淘宝比我们这些做工厂的人轻松很多，我们一双鞋就赚个10块钱，到他们手上一转，单价就上来了，我们得到的是数量带来的技术反复操作。”潘达说。

　　莆田的高仿鞋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相关从业人员将近20万人，除了基本的产业工人外，多数为从事电子商务的营销人员。在安福小区附近，经常有人派发淘宝等电商培训的传单。

　　间接从事或受益于高仿鞋产业的人员更是其数倍之多，而莆田的户籍人口仅为300万左右，在消化当地就业人口问题上，高仿鞋产业贡献不少。

　　为了避免当地工商部门的检查，安福小区一带的商家以各种外贸鞋作为招牌，只有夜晚才开门迎客。店主对于本刊记者这种“不速之客”贸然提出的下单要求也并不感冒，一些优质货源往往要通过熟人介绍才能拿到。

　　崔昊是莆田货在淘宝上的一个卖家，他属于小本生意的典型，是庞大的莆田高仿鞋网上销售产业链中的一环。成为这一环的门槛很低：崔昊原本就在耐克的工厂做过，后来看到周围的朋友做莆田货，自己也开始做起夫妻店模式的小本生意。

　　崔昊店内的鞋以AJ鞋为主，从200元到600元不等。崔昊坚称自己店里出售的鞋成本很高，这种优质货源是转了几手后才到他的店里：“拿货的时候听几个老板说一比一甚至连碳板都一样的鞋子出厂价也要600多元。”崔昊说他的上家也有开店，也做批发。至于为何不直接从工厂拿货，崔昊透露自己做的是小本生意，工厂不会给他下单订做。

　　“要想下单订做保证品质的鞋，最少要120双起，否则我们也收不回成本。”潘达说。

　　品牌之惑

　　莆田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期间输给了晋江，莆田鞋的代名词是“正宗的假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莆田鞋的代名词是“正宗的假货”。

　　莆田可以做出以假乱真的国际一流品牌的高仿鞋，却无法培育出一个拿得出手的品牌，而晚于莆田起步的另一个福建城市晋江，从“鞋都”到“品牌之都”的嬗变之后，如今已进入资本经营阶段。目前，晋江的鞋业拥有12家上市公司和26家上市后备企业，安踏、361°、特步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相比之下，莆田鞋业尚无一家进入资本市场。

　　莆田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期间输给了晋江。当时，晋江鞋企投入巨资“造牌”之际，莆田鞋企却依然守着代工的一亩三分地，与晋江市政府积极扶持鞋业发展不同的是，鞋业规模同样很大的莆田市，却长期缺乏对鞋业的整体规划和引导，一直以来对代工业难以割舍。

　　除了缺乏长远规划外，莆田本地的创新能力也不足以支撑建立一个独立品牌。尽管在技术层面可以无限接近国际一流品牌，但潘达对于莆田建立本土品牌尚无信心，他认为莆田的高仿鞋产业经过将近10年的摸索才学会了耐克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然后通过反复的生产加工来熟练这一过程，期间并没有任何自主创新的因素。

　　“如果耐克或阿迪达斯现在研究出具备革新力量的技术，那么我们将会全面陷入被动，好在20多年来，他们一直没有做出真正的革新。”潘达对本刊记者表示。

　　制作高仿鞋需要的是超强的模仿能力，而建立品牌则需要差异化的创新能力，这些高仿商家一旦被挂上品牌的帽子，最擅长的模仿能力将无法施展，因为做品牌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将限制他们肆无忌惮的抄袭，而从无到有开拓一个自主核心技术并非其优势所在。

　　对于价格敏感的二三线城市和城镇客户群体来说，莆田高仿鞋扮演着“价格屠夫”的角色。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莆田高仿鞋可以顺利渗透到二三线城市和城镇客户群体，不到专卖店一半的价格便可以让他们“享受”到顶级品牌，“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是潘达及其同行们的一句口头禅。

　　“不光是网上，贵州、云南等内地省份的专卖店也是我们最为稳定的客户，只要有他们在，就不愁没生意。”潘达说。

　　尽管近几年的生意还算过得去，但总有一种危机感和纠结情绪缠绕着潘达。一方面是不断上涨的用工成本以及优质技术工人的不断流失;另一方面则是做自主品牌所需的高额投入。潘达的生意似乎进入了一个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