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将习近平定位为新历史背景和新发展环境下的“新设计师”，暗示习近平执政之路将有别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新设计师”习近平》，从治党、反腐、改革、治军、外交、文化六个领域评论习近平的“新设计师角色”。

　　而此时正值习近平主政两周年之际，官方媒体采用“新设计师”一词，让外界联想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并有国外媒体认为，习近平加冕“新设计师”的速度远超中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并质疑这么快便为习近平带上“新设计师”的桂冠，会否成为习近平的执政包袱?

　　对此，受访的中国学者分析，习近平是邓小平改革设计的继承者，“新设计师”的称号不代表他的地位可比肩或超越邓小平，特别是把“新设计师”和“总设计师”做个比较，便能看出两者的明显差别。而是肯定习近平上任以来提出了新的执政思路。

　　每个国家和民族在发展道路上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设计师。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杰裴逊，他们创设了美国，制订了适合自己的政治框架和发展路径，由此使美国有了百年辉煌。

　　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原因，西方设计师带有群体性、交互性特征。除了政治精英的贡献外，还有一批思想家的参与。英国哲学家洛克设计了分权制衡的政治架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设计了公权与私权界限与契约关系，英国的亚当 斯密设计了自由主义经济与小政府大社会等。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我们更强调思想和政治的统一性、一元性，因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又由于其所处的决策地位，而起到决定作用，进而成为独立的设计师。此外，由于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和稳定性，又决定了隻有大变革来临，才呼唤新设计师的诞生。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指出，邓小平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候，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发挥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将国家的航行从错误的方向扭转过来，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因而被誉为“总设计师”。而习近平是在邓小平所规划的方向和航道上，做更细致的规划，官媒称习近平“新设计师”，“新”意指他面对的新问题和新难度，需要开拓新局面。

　　中国独立时评人陈杰人同样认为，官媒将习近平定位为新历史背景和新发展环境下的“新设计师”，暗示习近平执政之路将有别于毛泽东和邓小平。

　　2012年11月，全国人大第十八届全体会议在京召开，选举了国家总书记习近平，开启了中国新征程。随后两年间，习近平已在全国16个省区市，用近60天时间展开考察调研。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攸关当代中国改革方向的重大决定。60项任务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十八大第四会议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召开;持续至今的反腐风暴;APCE峰会的完美召开等等

　　习近平上任两年来，执政理念和执政特色越来越清晰。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习近平主政两年以来的执政风格和治国理念具有三大特色，首先是铁腕治国，在打贪反腐和从严治党方面尤其突显出其强势的领导作风;再者是其俯首为民，强调为人民服务的的治国理念;第三则是独行独立，坚决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简单照搬西方模式。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表示，今日中国又到了大变革时期。

　　第一，中国的国际角色在转变，由跟著别人的音乐和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的制订。这意味著中国正走在大国道路上。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快走稳，关键在主导者。换句话说，我们既然认定西方霸权不利于世界和平，就必须设计出新的超越别人的新秩序、新规则。这离不开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与设计。

　　第二，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背后需要科学理论作支撑，也要更新政治观。比如革命阶段共产主义路径是消灭资本主义，有了后来的“输出革命”;而今我们讲“命运共同体”，强调和谐共处，明确“不输出革命”，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实现的路径必须调整。换句话说，共产党领导的执政道路隻能靠当代思想家、政治家来设计。

　　第三，经济和社会转型，涉及权力运行模式的重构，而新常态的确立不能靠旧有的经验和做法，而应有大理论的支撑。既然坚持“两个不走”，那么第三条路就应更科学更通达。邓小平已开启这条路，但要成熟完善起来，必须将实践升华为理论，复归指导实践。这是十分重大的时代命题，必须在设计师的主导下完成。

　　但习近平的改革之路却一点不比邓小平来得轻松。摆在习近平面前的改革难题，已经不是一般的难题，改革之路，也不是一般的崎岖。它比邓小平时代还要艰难与崎岖，比邓小平时代需要突破的禁区和迈过的沼泽地更多。

　　汪玉凯列举习近平和邓小平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背景不同，以及个人的政治资源差异，说明习近平执政所面对的挑战的特点。

　　他分析，邓小平的改革设计是向贫困宣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第一位，而习近平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后主政，他改革是要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

　　汪玉凯强调，邓小平和习近平所具备的政治资源也不一样。邓小平作为中共元老，在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地位，他推进改革靠得正是这样的政治权威。反观习近平不具备这样的政治资源，更多是依赖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人民利益的责任感，从而建立个人权威争取民意的支持。

　　江苏省镇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谭浩俊认为，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与经济发展不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已经积累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腐败的蔓延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为严重、也最容易带来社会不稳定和执政基础动摇的大问题、大难题。

　　正因为如此，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不仅要象邓小平那样发动一场解放思想的运动，让那些已经在改革开放成就面前昏昏欲睡、甚至已经酣睡的人赶快清醒过来，重新加入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还要突破邓小平时代所没有的贫富差距拉大、腐败十分严重和利益集团已形成强大力量的阻力和障碍。

　　谭浩俊表示，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不仅来自于经济领域，也来自于政治领域，不仅有财富分配方面的，也有权力分配方面。其中，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形成的利益集团，是最急需攻破的改革堡垒之一。

　　此外，习近平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和邓小平时代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汪玉凯说：“邓小平时代中国刚开始发展，国际环境相当良好，西方想到中国赚钱。目前，美国更多考虑遏制中国的崛起。”

　　习近平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和邓小平时代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总结，习近平上任以来已对30个国家，进行了11次出访，显示出新领导人的外交政策更为积极主动。

　　汪玉凯说：“邓小平时代中国刚开始发展，国际环境相当良好，西方想到中国赚钱。目前，美国更多考虑遏制中国崛起。”

　　所以，新设计师不是荣誉，而是责任，习近平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进行了一些列新设计。中国的大国道路设计处于进行时，而不是完成式，今后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