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深圳温暖湿润，在邻近海边的购物中心“欢乐海岸”，第一届的“深圳时装周”在这里进行。有北京服装节和上海时装周珠玉在前，本地又有盛名在外的电子制造业，“时装”这个词并不那么常和深圳联系在一起。

　　看过日程表的话，会意识到至少在主流商业品牌领域，很多品牌都是来自深圳——玛丝菲尔(Marisfrolg)、娜尔思和艺之卉等。

　　和如今被热烈讨论的独立设计师相比，深圳这些早年诞生的时装品牌草根气息更浓。1997年，赵卉洲把她在深圳开的第一家女装店选在华强北的新大好商场。没有任何留学背景，从一个拥挤的小店开始做起，赵卉洲的公司“艺之卉”旗下现在有了艺之卉、HUI和SOFA三个品牌。

　　而如果你仔细盘点一下在深圳起家的这些女装品牌，会发现它们出奇一致地针对成熟女性市场，用行话来说，都是“大女装”。去商场的成熟女装层转一圈，相当部分的品牌都是来自深圳。

　　“深圳的品牌之所以现在都是大女装，是因为都是十几年前将近二十年前创造的品牌，然后，随着消费群体一天一天的成熟，跟着一起成长了。”赵卉洲对说。

　　换而言之，深圳早期的女装品牌在挖掘新市场上多少存在问题，品牌正在不断老化。但赵卉洲发现，和10年前的40岁女性相比，新一批40岁的女性无论在视野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有了巨大变化。这些品牌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尴尬。

　　但对于都集中在成熟女装，赵卉洲同时又认为有其合理性，“年轻人的消费力很多时候是欠缺的，高端消费还是在相对成熟的年龄段，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市场相对比较成熟。”

　　只不过，当越来越多的设计系学生从国外毕业回国成立个人品牌、独立设计师这个概念变得愈发炙手可热、各式的买手店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之后，表象上看热闹的仿佛只有北京和上海，深圳似乎置身事外。

　　深圳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今年4月，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承办的第一届深圳时装周。但这个由政府主导的时装周举办时间从最初计划的11月再三改动到4月，在撞期的上海时装周锋芒之下，深圳时装周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更加显眼。

　　“上海时装周的定位很明确，就是你看得到百分之七八十的都是新锐设计师、独立设计师的发布秀。这次深圳时装周也有独立设计师品牌，但由于商业品牌太强大，把它们淹没了。”赵卉洲说。

　　深圳没有在热闹的风口浪尖上，在赵卉洲看来，也是因为独立设计师聚集在相对集中的城市，不可能遍地开花，因为它本身就小众。而且会去追从这些买手店或者新锐设计师店的消费人群是很个性的一群人，而他们目前还是比较集中在北京、上海。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深圳的购买力其实非常强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和胡润的调查，2014年深圳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9万元人民币，千万富豪的人数在5万名左右，两项数据都在上海和北京之后，排名第三。和文化观念有关，广东人更倾向于把钱花在吃而非穿着之上，但深圳是座移民城市，广东人的比例并不高。

　　而实际上，深圳并不缺乏独立设计师品牌，比如由设计师组合朱威特和林潇馨于2012年共同创立的Vmajor就是其中之一。两人于2006年分别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的女装设计系和坎布威尔学院(Camberwell College of Art)的视觉传播专业。

　　odbo的创意总监、香港设计师Tonny Law 2010年也在深圳成立了走暗黑系风格的独立设计师品牌Manmade Natural。除了部分销往海外的订单需要在香港完成运送之外，从开发、生产到日常运营，Manmade Natural都在深圳完成。

　　选择在深圳成立品牌，Tonny Law有诸多考虑。他已经在内地从事服装业15年，和深圳成衣代工厂颇有交情，其中不乏为暗黑系时装品牌代表Ann Demeulemeester做加工的厂商。Tonny Law认为，得益于积累深厚的代工历史，和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成衣加工业成熟得多——这对于年轻的设计师品牌来说，这环节可能最不为公众所知，但却至关重要。

　　“你看见上海北京很多设计师品牌，他们的生产都有问题，PR做得也许比较好，到了生产这一部分基本跟不上。我们在深圳和广州比较有优势，供求比较灵活。”Tonny Law对记者说。

　　因为订单量小，独立设计师经常要面对工厂不肯接单或者达不到要求的情况。谈到在深圳成立时装品牌的优势时，赵卉洲也提到，深圳生产供应链体系、服务体系和渠道都更为完善。

　　但劣势同样突出。

　　文化及创意产业对氛围的需求比其他行业都要强烈得多，而北京和上海几乎集中了中国所有主流时尚媒体、娱乐明星和有丰富经验的公关团队，就连文化活动、展览也更加密集。在北京，一个设计师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圈子，种种资源让北京和上海拥有了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