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业面临更多风险挑战：世界经济仍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度调整期，复苏缓慢，贸易增速下滑;全球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反复;国内经济面临调整和下行压力。出口企业不仅要继续承受成本上升、汇率波动、市场需求下滑的困难，还要接受各种新增的挑战：美国对我国产品大面积、高幅度加征关税，使我国对最大单一外部市场的出口下降;其外溢效应更进一步加速推动产业转移和产业链的调整，并形成负面示范作用，带动竞争对手更多地对我国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在多重压力下，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业制造和外贸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生产企业利润及投资缩减，对外贸易下降。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报告，2019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营业收入较2018年减少1.5%，实现利润总额减少11.6%，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减少5.8%。据海关统计，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在2017—2018年恢复增长后再度出现下降。
2019年1—12月，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额为2965.5亿美元，同比(下同)下降2.2%。其中，出口额为2718.9亿美元，下降1.9%;进口额为246.6亿美元，下降5.8%;累计贸易顺差为2472.3亿美元，下降1.5%。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呈现如下特点。
特点一：前三季度月度出口波动趋势明显，年底“翘尾”助力反弹
2019年前三季度，受中美经贸摩擦走向不确定的影响，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呈现明显的波动特点，月度出口增长和下降交替出现的局面一直持续到8月。2019年9—11月，由于美国将加征关税的范围扩大到重点商品服装和家用纺织品，造成出口连续3个月持续下跌。分季度看，2019年前三个季度出口额全部下降，其中第三季度降幅最大，达3.2%;进口额受人民币汇率贬值及下游出口受阻、需求减少的影响，全年各季度均呈负增长，第三季度降幅甚至达到两位数。2019年年底，受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利好带动，当月进口额和出口额大幅度反弹，出口额增长近8%，进口额增长3.8%，带动当年第四季度出口额恢复增长0.8%，进口额降幅明显收缩至2.6%。
特点二：一般贸易出口占比突破八成，民营企业领军作用进一步增强
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一般贸易出口额为2187.8亿美元，仅下降0.45%，出口占比突破八成，达到80.5%，我国纺织服装自主出口能力进一步提升。对纺织品服装整体出口形成负拉动作用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下降16.1%)和边境小额贸易(下降10.5%)，两者的占比分别为8.2%和4%。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保税区贸易逐步升温，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贸易和保税区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出口恢复增长，2018年下半年合计增长1.1%，与2018年上半年下降9%形成对比。2019年伊始，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于促进保税区完善政策、拓展功能、培育产业配套、营商环境等综合竞争新优势提出了指导意见，进一步带动保税区贸易的增长。2019年，纺织品服装通过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贸易和保税区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合计出口额为69.2亿美元，同比增长28%。
民营企业的整体领军作用进一步显现。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占比持续提升：2019年全年民营企业累计出口额为1966.8亿美元，在我国纺织品服装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达72.3%，占比较2018年提升1.3个百分点。民营企业纺织品服装出口实现增长：出口额增长0.3%，是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类型;同期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出口额分别下降5.3%和8.4%。企业家数保持增长：2019年全年民营出口企业累计达9.4万家，比2018年增加了6600余家。
特点三：三大传统市场对出口均形成负拉动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成为新增长点
欧盟：多重因素导致市场缺乏回升动能，服装出口量继续下降
经济增长缓慢、英国“脱欧”迟迟不决、德国制造业不景气及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造成欧盟市场表现依旧低迷。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四大重点出口市场中，欧盟市场的回暖最难以期待。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对欧盟累计出口额为472.5亿美元，下降4.7%，其中纺织品出口额下降1%，重点出口商品服装下降6.1%。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的出口量自2015年以来持续缩减，2019年再降3.6%(约2.5亿件)，出口均价下跌3.4%。
英国“脱欧”数度延迟，导致市场不确定性一再增强。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对英国出口额继续下降，降幅达7.4%，大于对欧盟整体出口下降幅度。
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9年，欧盟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总值为1368.2亿美元，下降1.4%。其中，自中国进口额为444.7亿美元，下降3.1%;自东盟和孟加拉国进口额分别增长3.7%和2.1%。
美国：贸易摩擦对出口造成严重影响，出口额现10年来最大降幅
美国是我国纺织品服装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其巨大的体量与持续稳定的市场需求一直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稳定器”和“压舱石”。2009—2018年10年间，我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年均增长达到7.1%。2018年美方发起贸易摩擦以来，良好局势被打破，我国制造业者和出口商受到严重冲击。2018年，由于加征关税时间位于下半年，产品仅限于纺织品和极少量服装产品，加上企业提前抢关出口，没有对全年出口造成严重影响，当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出口仍保持增长。2019年，美方变本加厉，不仅将2000亿美元产品(主要为纺织品)加征关税税率从10%提升到25%，还针对我国出口美国的重点商品服装和家用纺织品加征15%的关税(2019年年底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约定清单List 4A和List 4B产品加征税率分别下调至7.5%和0)，造成当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出口严重下滑，全年对美国出口额为452.1亿美元，下降7.7%，为近10年来最大降幅。其中，纺织品出口额下降9.1%，服装出口额下降7.1%;大宗商品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下降5.5%，出口均价下跌1.8%。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针对2000亿美元征税产品发布了7批排除清单，其中涉及纺织服装产品共26个10位HS税号，在我国对美国出口中所占比重极低。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美国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总额为1227亿美元，增长0.04%。其中，自中国进口额为401.4亿美元，下降9.2%;自东盟、印度和孟加拉国进口额分别增长8.2%、4.4%和9.1%。
东盟：东盟保持出口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盟内市场格局初显转换迹象
在当前承接我国纺织产业转移的地区中，东盟处于较为成熟和稳定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巨大的潜力。通过与我国产业间融合协作，逐步从单一的下游产品加工过渡到参与上游产品的生产，使中国和东盟间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关系更加紧密。2019年，双边纺织品服装贸易额达到463.8亿美元，增长2.9%，其中中方出口额增长2.3%，进口额增长6%，均好于整体水平。重点出口商品纱线、面料分别增长1.7%和4%，服装出口额有所下降。
东盟各国的市场格局呈现出新的特点：前几年表现突出的越南，由于本国产业几近饱和，已经开始限制纺织业在当地的投资。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对越南的出口额整体下降6%，其中重点商品纱线面料的出口额虽仍保持2.7%的增长，但增幅较2018年明显缩小。越南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中所占份额也从2018年的5.8%下降到5.5%。同时，其他东盟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进一步扩大本地纺织业的建设，加快承接从中国和越南间溢出的产能。
日本：对日本出口降幅小于欧盟和美国，服装出口价格回升
与欧盟和美国相比，2019年，日本市场虽仍然没有出现回升，但相对较稳定。我国纺织品服装全年对日本出口额为199亿美元，下降4.67%，降幅小于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额。
2019年，我国纺织品对日本出口额为45.1亿美元，下降2%;服装出口额为153.9亿美元，下降5.4%。由于日本2019年再度上调消费税(从8%上调至10%)，导致消费进一步收缩，我国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对日本合计出口量下降6.7%。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日本出口大类服装产品的单价连续2年回升。其中，2019年针梭织服装出口均价同比提升1.7%，好于欧盟和美国市场。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9年，日本纺织品服装自全球进口额为387.3亿美元，下降1.5%。其中，自中国进口额为214.2亿美元，下降5.6%;自东盟进口额增长5.4%。
全球化布局带动亚洲和非洲市场持续走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缓慢、美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加税的情况下，传统市场的表现均不如人意。但同时，伴随着我国“走出去”进行全球化布局、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亚洲和非洲成为2019年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形成正向拉动作用的主要地区。当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对这两地出口额分别增长8.7%和1.3%，其中增长最快的单一国家分别是菲律宾(增长6.6%)和尼日利亚(增长37%)。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中的市场地位日益增强，成为我国出口中的一抹亮色。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达到984.6亿美元，增长3.4%，好于整体水平;市场份额上升至36.2%，比2018年提升1.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中亚等地。
我国产品占美国市场份额大幅缩减
受全球单边贸易主义和产业转移的影响，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在主要发达国家市场中所占份额继续下降：2019年，我国产品在欧盟纺织服装市场中所占份额降至32.5%，比2018年下降0.6个百分点;在日本市场中所占份额降至55.3%，比2018年下降2.4个百分点;原本相对稳定的美国市场，由于遭受加征关税的打击，份额下降的情况最为严重，当年降至32.7%，比2018年下降3.4个百分点。其中，我国服装在美国的市场份额降至30.6%，下降3.5个百分点;纱线和面料更是出现了滑坡式下降，占比分别降至16.1%和26.6%，分别下降12.3个百分点和7.7个百分点。我国在美国市场所失去的市场份额基本上由东盟、印度及孟加拉国等竞争对手填补。2019年，这些地区对美国出口额全部实现增长。
特点四：中间产品出口逐步扩大，化纤制品受负面影响较小
尽管2019年全年出口负增长，但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商品结构改善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2019年，纺织品出口占比上升至44.2%，比2018年扩大1.2个百分点，出口额增长1%;服装出口占比降至55.8%，出口额下降4.1%。
随着与世界经济、贸易融合的逐步加深，我国作为纺织品服装领域全产业链的主导者和领军者，近年来与全球各伙伴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得到迅速发展，中间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比重逐步提升。2019年，我国纱线面料合计出口额为732.9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14年的22.2%升至27%，5年间扩大了近5个百分点。在整体出口下降的情况下，纱线面料合计出口额实现1.2%的增长，主要由面料增长2.4%所带动。
从量价指数分析，纺织品出口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出口价格出现下跌。服装出口下降则表现为量、价齐跌，数量下跌更为明显。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下降3.1%，出口价格下跌2.1%。
从纱线、面料、针梭织服装出口产品的材质看，化纤制品出口排在第1位，占近一半的份额，棉制品占30%，毛制及丝制占两成左右。2019年，各类材质产品出口额全部下降，毛及丝制品下降最多，棉制品下降7.5%，化纤制品相对较好，仅微降0.02%，基本持平。
特点五：东部大省出口呈现差异化，中部地区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2019年，在全国整体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排名第1位的浙江连续第三年实现增长，增幅为1.6%。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前五大省市中，实现增长的还有福建，增长6.4%，江苏、山东和广东均下降，其中广东出口额连续4年下降，当年降幅达9%。按区域划分，中部地区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保持稳定增长，增幅达到9.1%，其中湖南、安徽、湖北等地是拉动增长的主要地区，尤其是湖南省，2019年全年出口额增幅高达60%。此外，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分别下降2.2%、7.6%和5.4%。
特点六：纺织品进口量、价齐跌，服装进口保持增长
2019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先升值，再贬值，后双向波动”的过程。当年8月初“破7”，最弱时接近7.2关口，之后双向波动特征明显加强。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调贬1130个基点，调贬幅度约为1.65%。在人民币走弱及经贸摩擦的双重压力下，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持续走低，5—11月连续7个月出现负增长，全年进口额下降5.8%。
201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口下降主要受纺织品拖累，纺织品进口额下降了12.2%。其中，大类商品纱线和面料进口额分别下降13.7%和14.2%，制成品进口额下降6%。从量价指数分析，纺织品进口下降是量、价共同下跌的结果，其中数量减少的因素更为突出。从材质看，棉制纱线面料的进口额降幅达15.8%，高于毛制品(15.3%)、化纤制品(8.7%)和丝制品(8.7%)
2019年，我国服装进口额保持增长，增幅为8%。其中，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由进口价格上涨10.5%带动增长，进口量下降2.4%。
中间产品，尤其纱线、面料的进口与次年纺织服装出口有着比较显著的相关性。根据近20年进出口数据进行简单测算发现，上一年纱线、面料的进口额与次年纺织服装出口额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86，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2019年，我国纱线面料进口的大幅下降有可能预示着2020年纺织品服装出口继续下降。
特点七：美棉进口量大幅下跌，美国失去保持多年的市场地位
2019年，我国进口棉花185.1万吨，同比增长17.5%，连续第三年恢复增长;进口均价为1930美元/吨，同比下降4.1%。尽管2019年全年棉花进口整体实现增长，但从月度数据看，增长主要集中在上半年。受美国加税影响，8—10月纺织品市场走弱，下游需求减少，棉花进口量缩减，月均进口量不足10万吨。2019年11—12月，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的利好预期带动下，棉花进口量略有反弹。
自2018年7月6日起，我国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对自美国进口的原料棉花加征25%的关税，当年自美国进口量仅增长4.5%。2019年，反制措施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全年自美国进口量仅为36万吨，同比大幅下跌32%。在我国棉花进口主要来源地中，美国迅速失去了保持多年的领先地位，落后于替代国巴西和澳大利亚(我国自巴西和澳大利亚分别进口棉花50.5万吨和39.8万吨)。
进口棉价连续3个月高于国内棉价
中国棉花协会月报显示，2019年，我国棉花政策保持稳定，储备棉轮换有序进行，进口量有所增加，棉花产量稳中略降，市场供给充裕;受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棉花需求量减少，国内棉价大幅下跌。2019年5月以来，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反复，棉花期现货价格大幅下跌，之后受国储棉轮入和中美贸易磋商进展积极的影响，价格平稳回升。2019年12月31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 3128B)为13369元/吨，全年平均价格为14212元/吨，同比下降10.5%。
国际棉价上涨。2019年10月底，美联储(Fed)年内第三次降息，国际棉花期现货价格震荡上涨，当月末出现了外棉现货价格反超国内棉价的情况，并一直持续到2019年年末。12月末，中国进口棉价格指数(FC Index M)为79.47美分/磅，1%关税下折合人民币13724元/吨，高于同期国内现货355元/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