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11日，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简称：深圳服交会)将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与交易会同期举办的还有“2015深圳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览会”和“2015深圳制衣设备展览会”。
2011年中国服装产业大洗牌之后，在5年时间里，中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时期，深圳服装行业也在加快升级，并出现了大批知名本土服装品牌。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有大批链条末端的中小型企业面临着转型困难，一步步后退，一步步溃败，最终难逃一死。
硕果仅存的传统手绘工厂
通往宋立的手绘扎染印花厂的操作间，需要走一段长长的楼道，楼道一旁的墙面上，挂着数十个圆形的模板，上面写满了宋立用毛笔写下的标语：“痛苦磨练你的意志，站起来，把困难踩在脚下”、“不抱怨，悠然，随心，随性，随缘”、“没有谁会一帆风顺，没有谁笑容背面不是沧桑”……每天上班沿着楼梯走到工作间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默念这些话，为自己打打气。
无奈的是，作为服装行业中微末的小企业，宋立还是感觉到生存的艰难。
“你会发现机器越买越多，人力成本上升了，工价却没有变化。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的路数。”
“熟练的工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不愿来吃这个苦，手绘印花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
“这些老板大多从底层开始做起，互联网浪潮下，对变幻的市场把握不准。只能不断冒险，扩大规模。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欧洲突然不流行中国风了，那就意味着做这种风格衣服的加工厂和印染厂会面临倒闭。”
宋立18岁就从杭州来到深圳的服装厂做学徒，半年后，他开始跟着老乡做布匹生意，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后来开始办手绘印花厂。现在，46岁的他拥有一间2000平米的工厂，2个手绘师傅，4个印花女工，一套印花设备。
虽然，服装产业链上一半的工作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但他还是坚持做传统手绘和印花。
生意越来越难做。周围的许多老板都跑路了，弄得圈子里人心惶惶，不过，宋立的厂今年还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盈利。据他所知，深圳能够纯手工传统手绘和印花的工厂为数不多。
服装行业的更新换代
宋立最近接了金仕迪时装一个5000件的“盖斯”衬衫大单，任务吩咐下去后，厂里的印花女工们都开忙了。两台烫压机同时运行，一次四件。印一件衣服要花3分钟左右。
同时，还有200多件秋装需要进行手绘和钉珠。
这是一个多月以来最忙的一段时间，宋立的老婆也到厂里帮忙。不停有电话打进来，询问宋立的工作进度。
更多的时候，生意是清淡的。这个时候，宋立会安静地坐下来找一些废弃的布料，在上面用毛笔练习手绘。宋立的父亲在退休前是浙江一家国营服装厂的厂长，在书法和绘画上功底很深。得益于父亲的指导，厂里大部分需要手绘的服装都是宋立自己完成的。他在衣服上画的最多的是竹子和牡丹。
1992年宋立开始办厂，从没想过转行。按照宋立的话说，没转行是因为转不了，他不知道自己除了服装外还会做什么。
生意最好做的时候，他一天可以赚6万，现在一个月赚6万就已经很不错了。最困难的时候，他被一个老板骗走100多万的单，为此还了8年的债。
服装链条末端的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给宋立带来最显著的感受是：工厂不停地搬迁——从南山天马工业区到上沙、西丽，前后不下10次，越搬越远，厂房面积越来越小。
在宋立的记忆里，变化在2009年就已经产生。那一年，传统走台印花的方式逐渐被数码印花代替。传统走台印花，印一件5套色的服装需要12个人。描稿、出菲林、晒版、帮框，需要4个人，印刷需要8个工人，向客户收取的加工费8元起底，多一套色加一元。而数码印花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搞定所有工序，加工费25元起底。一套走台印花机器占地约3000平方米，数码印花只需要20平米就够了。
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传统走台印花遭到淘汰是必然。在宋立的印象里，2009年之前，南山区南邮几十个工业区99%以上都是大型服装厂，80%以上做外贸为主。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外贸需求急剧下降，一半以上来不及买或者没钱买数码印花机器的制衣厂遭到淘汰。
与此同时，政府开始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服装这类劳动密集型并带有一定污染的产业开始向城郊迁移。10年后，南山区的大型服装厂已经屈指可数。
无可奈何的中小制衣厂
2007年~2013年，国内厂房租售价格及制造业薪资水平大幅提升，这在深圳表现得尤为明显。
金仕迪时装在今年1月份从世纪广场附近搬离。这家以做外贸为主的服装成衣加工厂是宋立多年的客户。搬离后，新工厂面积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工人数量也消减一大半。
金仕迪时装的工人月薪已经由10年前的500元，上升到现在的4000元左右。而目前在东南亚国家，服装制造业的工人薪水是人民币800元。大批的外贸单转移了过去。
纺织服装制造业在经历了2011年的“洗盘”之后，亏损企业占比依然有增无减。据统计，2011年国内纺织服装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只有2010年的一半。
利润越来越小，但工厂的领导者大多还没想到解决办法，靠着长期积累下来的老客户做生意，是深圳很多中小型服装加工厂的常态。
还有部分企业为了生存，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但这并不一定奏效。有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能说明这些规模扩大后的服装加工企业的生存状况：原来投入100万元，年产值能达到10万元，现在投入200万元，年产值也许只有16万。
金仕迪服装厂厂长钟桂芳，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做起，直到现在手下管着100多号人。她能感受到生意不好做，但是10多年来，她所在的工厂工序并没有变化，只是增加一台机器人。
工厂里的工人大都在40岁上下，他们基本还重复着10年前的工序，如果有一天，工厂不在了，钟桂芳也该退休了。
艰难地生存下去
宋立的儿子在上海工作，早些年，宋立曾设想让自己的儿子来接管工厂。然而，儿子对服装行业没有丝毫的兴趣，宋立选择尊重儿子的想法。
跟着宋立的师傅，除了长达10年的大余之外，其余的都不断选择离开。宋立的工厂最离不开的就是传统的手艺人。为了让自己的工厂能够继续，也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3年前，宋立选择和同行郑义军合作，郑义军带来了老婆，弟弟以及弟媳，他们都是手艺人，是这座工厂得以生存的保障。
合作是宋立想到的最好方式。还有一种留下手艺人的方式是给予他们尊敬。在宋立看来，这些老匠人是无价之宝。
这几天正是需要大余的时候，但是，大余的舅舅去世了，宋立不得不准假。前些年，大余的父亲脑中风，他坚持要辞工回去找父亲。待父亲病好后，大余问宋立，还能不能来厂里上班，宋立让他回来了，还给涨了1000元的工资。现在，大余每月可以拿到8000块，这是他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
钉珠工人小林也是宋立的合伙人，小林在潮汕的家里有一座做钉珠绣花的手工作坊。随着接的单越来越少，家里的年轻人都选择出走，去城市打工，如今只留下老母亲一人在家里接单，一年赚万把块钱以补贴家用。
有时候宋立会拿起剪刀和针线，在工厂里坐一天，一针一针地在衣服上起起落落，将每一颗珍珠或水晶放在合适的地方。他的眼睛必须准确地跟着针线走，但大脑不停思索着不同的问题，惋惜失去的机会，想念远在上海的儿子，漫无边际……
有时候宋立难免焦虑，比如有一次接的一个单，衣服式样改了6遍，工人们照着客户的想法重印了6次。现在，对方的客户还不满意，又得重印了，这样一来，这单生意就得倒贴钱。这是这种链条末端的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常态。他们所承接的上游客户也大多是类似的中小型服装加工厂，他们没有专业的服装设计师，所以才会改来改去，经常重复浪费。
但宋立坚持要开这座工厂，因为这是他全家人生活的依靠。
供应链oto尝试介入
有业内巨头开始尝试联合众多企业，做出改变。
当宋立得知“惠盈联合供应链集团的第四届联谊会”于6月30日在喜来登酒店举办时，他想去参加，认识一些同行。但不巧的是，当天下午宋立需要送货，只好放弃。
惠盈集团是深圳也是国内第一家纺织服装行业供应链服务商，从2010年开始，惠盈集团试图打通整个纺织服装行业从源头到末端的供应链，为这些中小型服装制造企业提供线上线下平台。
之所以选择这么做，惠盈集团的董事局主席马惠君作了一番分析：生产区域不集中、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供应链环节资源浪费情况比较严重，这也是整个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现状及弊端。
惠盈集团的供应链服务是想实现资源再分配，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各项成本，力争消除掉国内纺织服装行业的一些弊端。
对于资源整合，宋立也感触颇深。虽然，深圳的大部分服装加工厂迁移到了宝安、龙岗，但是这些企业的总部仍然还在市中心，工业园并没有形成一条龙服务，有时候为了买布料，商家可能会跑遍东门、华南城、大浪这些地方，才能找到满意的产品。
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政府的解决办法是以建设工业园和开办交易博览会的形式集聚资源，但对中小型企业来说，入驻工业园的租金根本承担不起，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又无法达到进入博览会的资格。
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惠盈的oto平台目前有纺织服装服饰类、服饰配套企业共33家。惠盈全产业链配置中心——华南区配置中心已经在深圳华南城成立，提供了近万平方米资源展示台。
然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设计是服装的灵魂。惠盈把这些企业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如何实现设计共享，利益合理分配，是管理者面临的难题。
在“玛丝菲尔”，设计师的工作室是独立的，每一份设计都是机密。深圳做强做大的本土品牌，对设计的重视是一般中小型企业比不了的。
“抄款”在深圳服装行业见怪不怪，这也是一些中小服装厂的生存之道。国外时装周上的潮款还在t台上，深圳可能就已经做好开始卖了。
也有一些另类的品牌成为同行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去年深圳服装周上走红的，被人称为“光头女”的amy，在海上世界开了自己的第二家门店，并且已经开始拍电影，靠着另类的营销，她也成功了。
但是，这种做法是宋立和他周围的同行们学不来的，这些工厂的老板们大多是传统的江浙商人，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微信朋友圈发发图，说说自己最近又在做哪种新款衣服。偶尔会有人来询问衣服的价格并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