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浩浩汤汤的运河一路向北，在与拱宸桥以北的湖州街拐弯处，一片葱葱绿荫丛中，藏着一座灰瓦砖墙的古朴小楼，挂牌是杭州市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指挥部。
时光如流，历史沉浮。现在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60多年前，这附近方圆800亩地，曾横卧过浙江解放后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航母——浙江麻纺织厂(以下简称浙麻)，这座小楼正是当时厂部办公楼。
毛主席批示：在自力更生原则下建厂，同意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时任山东省沂南县县长翟翕武，背着行李，随百万大军南下，从镇江步行10多天来到杭州。
4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翟翕武被任命为杭州市军管会工业部企业处处长，分管经济工作。
从打游击一下子接手管企业，翟翕武心里没有底。他想办个工厂先积累点经验。
当时，浙江尤其是萧山盛产黄麻，产量仅次于台湾，居全国第二位。
杭州市军管会工业部正好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杭州办事处(简称中纺杭办)，该机构在杭州的七堡、临平、萧山以及海宁长安有许多麻棉收购机构，在祥符桥等地方有精洗工场，还有不少门市部。
鉴于杭州生产黄麻的基础条件比较好，再加上“那时全国其他地方军队调动频繁，军粮都没有东西装，迫切需要麻袋。”翟翕武向省里提议先建个黄麻纺织厂。
不久，这一建议得到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重视，在与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商量后向中央请示，毛主席批示：“全国尚未解放，在自力更生原则下建厂，同意。”
1949年9月底，“杭州麻纺织厂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浙江解放后第一个新建的国营企业开始筹建。
1950年5月15日，厂子更名为浙江麻纺织厂，正式成立，接受省工业厅直接领导，翟翕武为第一任厂长。这是浙江解放后自主新建的第一个国有大厂。
刷新新中国速度：10个月建成一条生产线
建工业大厂，机器设备是重中之重。
在一次杭州部分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中纺杭办主任冯希彦反映，中国银行有一套黄麻纺织机器搁置在上海中纺公司第五棉纺织厂仓库，未予利用，建议调拨到杭州来建厂。
这套黄麻纺织设备是中国银行在1937年从英国购置的，有纺锭1616枚、织机74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除部分设备已运抵上海外，其余都转卸在香港，再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二战期间日军曾就地将这套设备安装在马尼拉建厂生产以供军需。二战结束后，机器才拆运回上海。由于机器辗转拆运，搁置多年，锈蚀严重。
机器既无零件图，也无装配图，检修配套工具又缺东少西，难度很大。翟翕武带着4位老技工，到上海、苏州各大机械厂寻找零配件。
“当时国民党没留下什么，根本不能制造成套设备，维修也不行，幸好有陈继善，他原来是美国别克汽车厂的工程师，水平很高，他转了一圈后，心里有数了，这台纺织机在上海可以搞起来。我们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这家厂做滚桶，那家厂做齿轮，然后由陈继善负责总装，这样就算搞起来了。”
浙麻厂房也同步建设。当时400多名浙麻工人满怀着建好社会主义人民工厂的理想信念，铆足干劲，日日夜夜，茹苦如饴，抢抓时间搞建设。《浙麻志1949-1985》详细记载了建厂初期的艰苦情况。
“建厂初期，我们白手起家，在一片荒郊田野上安营扎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家住的是茅草棚，睡的是木箱板，走的是‘弹簧路’(上干下湿的泥路)。……送去上海培训的挡车工在上海实习时，在郊区租民房做宿舍，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在水泥地上铺起席子睡大统铺。做夜班的，晚上照样进行政治学习，十点钟喝点稀饭就进车间上班。……对于生活上的这些困难，大家都毫无怨言，茹苦如饴，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憧憬中的社会主义新工厂。”
凭着这股冲劲，浙麻只用了10个月，在1950年8月1日就建成了第一条生产线，当年生产麻袋59.45万条。这样的建厂速度史无前例。
亚洲最大麻纺织基地：每年上缴利税可再造一座浙麻
1951年，当时18岁的小伙子陈华泉进入浙麻，从普通员工，一路成长为中层的工程师，至1993年退休，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大厂。如今他已是80多岁高龄，依然住在运河畔浙麻分配的职工房里，不愿离去。
“当时，我们用自己的麻袋和英国进口的绿杠麻袋，装上同样重量的大米，挂在吉普车后面，在马路上拖;还把这样的两只麻袋吊在水塔上扔下来，看哪个不会破。结果，都是我们的麻袋胜出。”陈华泉回忆。
浙麻厂的麻袋一时成了公认的好产品。据记载，1951年浙麻厂生产麻袋596万条，基本上满足了国内需要，并开始出口，结束了我国麻袋依靠从英国和印度进口的历史。
从1951年开始，浙麻又开始了二期、三期的扩建。至1953年3月，浙麻完成了800亩土地10多万平方米的厂房建设，最终形成了6套10596枚纺锭的麻纺织机，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黄麻纺织厂。
解放初，国民经济尚未恢复，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又毫无建厂经验的情况下，浙麻的发展无疑为杭州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50年代，浙麻上缴的利税要占到杭州财政的八分之一。直到1985年，浙麻为国家创造了13.2亿元的利税，产品远销日本、法国、美国等52个国家和地区，所创利税总额可再造40多座同等规模的黄麻纺织企业，相当于一年上缴利税可以再建一座浙麻。
“更重要的是，浙麻的成功，给所有的人以建设社会主义巨大信心。”陈华泉说。
一面文化墙：刻下不能忘却的记忆
与第一代“浙麻人”陈华泉不同，今年55岁的黄杭春“子承父业”，是第二代“浙麻人”。他经历了那场改革，看着身边的工友一个个离去，终于自己也成了下岗的“4050”人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市场经济浪潮和杭州工业结构调整影响，浙麻的生产效益每况愈下。这从当年上缴的利润中可以看出：
1987年，完成1950万元，1988年勉强完成承包数800万元，1989年终于完不成任务，民建浙江省委有个“关于防止国营骨干企业经济滑坡的调研报告”，想作最后的一番努力，可惜无力回天。
1998年，曾经盛极一时浙江麻纺织厂停产。
2000年浙麻正式实行改制，一大批工人就此下岗。
随着浙麻等一大批工业大厂的没落，拱宸桥工业集中区也成为杭州有名的“破落区”：运河水又黑又臭，棚户密集、地势低洼、污水横流，很多下岗工人一家几代人“蜗居”在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道路狭小没有红绿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很多居民苦不堪言。
为了改善这个区块，进入新世纪，拱墅区在杭州市政府指导下成立了拱宸桥旧城改造指挥部，对拱宸桥地区2.5平方公里区域开展改造。
经过多年改造，日渐清澈的运河畔，开始拔起幢幢高楼。曾经雄伟的锯齿厂房、隆隆的机器响声，淹没在了历史的故纸中。
就在这段大厂的历史将被很多人遗忘时，2006年，拱墅区启动金华路改善工程。这条1.2公里长的道路，正毗邻原浙麻厂区，每天熙来攘往的职工要经过这条马路上下班，记录了很多浙麻人的心路历程。为了铭记这段珍贵的历史，拱墅区在金华路建起了一道500米长的“浙麻文化墙”。
如今，陈华泉老人依然住在金华路“浙麻文化墙”里的荣华里小区，这是浙麻曾经的家属宿舍，也是他一辈子记忆的地方。
和陈华泉一样，很多浙麻人经过金华路的“浙麻文化墙”时，总忍不住多看一眼，甚至久久伫立，那段远逝的日子，在他们的心中，始终鲜活而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