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世界制造业在不断发展转移，尤其是对成本极其敏感的制鞋业，从未停止过区位转移。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先是从北美转移到中美和南美，从欧美转移到日本，随后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转移到大陆东南沿海，同时，也有部分台企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全球最大的制鞋基地珠三角的制造成本快速攀升，一些在珠三角扎根多年的外资鞋企开始掀起新一轮往越南、印度、孟加拉等亚洲国家外移的热潮。也有一些内迁，出现“南鞋北上、东鞋西移”的壮观景象。
为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代工的运动鞋生产巨头宝成工业一边往安徽、江西、河南等中西部地区转移，一边往东南亚国家转移，近年来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逐年上升，而在珠三角的生产线在逐渐压缩。其中，2012年在中国大陆砍掉51条生产线，大幅度压缩珠三角地区的生产线。专业代工生产阿迪达斯运动鞋的台资企业万邦鞋业，1991年到广州设厂，之后工厂又搬迁到清远成立万国鞋业(清新)有限公司，随后于2006年在印度设立工厂。巴西国际贸易商派诺蒙已把东莞等地一半业务转移到四川、青岛等地，还在重庆投建了制鞋生产线。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周世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用“无可奈何花落去”来形容制鞋业等劳动密集型贴牌生产产品的命运。他认为加工贸易现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初级加工注定要被淘汰。
周世俭谈到，世界产业转移不会停止，美国市场上的皮鞋，1976年每100双中有53双是在美国生产，而2006年只剩下1.5双，制鞋业基本“安乐死”。中国低端鞋业也难逃这一命运，世界制鞋格局正由高度集中在中国逐渐向东南亚等地区分流。
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制鞋工人工资增长了约3.5倍，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超过30%，加上其他成本上涨，利润基本被蚕食。目前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工人月薪大约是500美元，印尼大约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
根据亚洲鞋业协会调查的结果，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制造成本节节攀升，目前东南亚鞋业已抢走中国30%的订单。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对此表示担忧，称假如海外订单转移加速的情况不引起注意，很可能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在5~10年都将转移或关闭，这个从业人数高达1900多万人的鞋业将面临巨大冲击。
不过，外迁之路也并非平坦，一方面是制造业需要发挥产业集群的效应，生产配套的形成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另一方面是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局不稳、频频发生的罢工等事件也影响到产业转移。此外，东南亚一些国家人口相对较少，也承接不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作为中国最大女鞋制造商之一的华坚集团，曾在越南开过工厂，主要是为了应对贸易摩擦，然而，因当地制鞋配套不够完善、生产效率低以及工人罢工等多重因素影响，华坚在越南的工厂最终以关闭告终。而万邦在印度的工厂，刚起步几年，受印度当地生产配套不完善以及技术工人缺乏等因素影响，生产规模一下难以扩充，曾一度处于亏损状态。
东南亚国家工人频频罢工，给产业转移带来不少困扰。去年底，柬埔寨发生罢工，波及到多家鞋厂及制衣厂的正常生产，直至这些工厂答应从今年2月1日起，将工人的月薪从80美元涨至100美元之后，这场罢工才平息下来。
广州创信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振昌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虽然东南亚的劳动力比珠三角便宜，但投资风险较大，而且这些风险难以控制，不确定因素太多。他在1990年将工厂从台湾地区搬迁到广州，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等困扰，有意转移部分产能，并曾到东南亚多次考察，却一直按兵不动，东南亚政局不稳以及工人频频罢工是让他对东南亚投资一直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他称，等东南亚及南亚多个国家这一轮大选结束，形势明朗后再做决定。相对的，他更倾向将制鞋业往粤西、粤东两翼转移。
李鹏谈到，相比东南亚，中国投资环境以及工人素质等更占上风，尽管国内个别工厂也曾出现过停工，但主要是公司自身内部管理问题引起，而非政治等外部因素，而且最终都得以解决，宝成工业旗下的东莞裕元鞋厂上月发生的停工事件是至今鞋业最大的一起，但很快得以妥善解决并恢复生产，而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投资的外商鞋企，很可能会因为一场罢工或一场政治而导致经营多年的工厂毁于一旦。从风险角度看，李鹏建议鞋企可往中国中西部转移，不少地区劳动力依然充足，而且劳动力成本并不比东南亚高，例如贵州，工人月薪为1500~1600元，与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