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嵊州市区东南面，104国道与上三高速公路交汇处，是红极一时的全球最大的领带批发市场——中国领带城。
不过，如果没有看到高高竖起的“中国领带城”五个大字，很有可能会误以为这里不是“领带城”而是“围巾城”。
在一楼商铺区域，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看到，约有一半门面处于关闭状态，逛者寥寥无几。开门迎客的摊位几乎都在显眼的位置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围巾，领带则被放置在不起眼的地方。
一位专营女式丝巾的老板说：“从去年起，我们就改卖丝巾了。领带根本没人买。”
这种景象在嵊州市的街头巷尾也随处可见，除了几个象征领带的标志性建筑之外，几乎看不到专营领带的店铺和领带的宣传广告。
同样，在占地上千亩的嵊州市领带工业园区，除了一些不太知名的中小型领带企业，更多的是一些机电企业、电器和厨具企业的厂房。
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就在五六年前，来嵊州出差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为领带生意而来，但现在，很少会听到有人谈论领带了。而机电和厨具反而大有取代领带之势，成为这里的支柱产业。
嵊州这个世界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曾自豪地宣称“为地球系上领带”，如今内外交困，正被“勒紧了脖子”。
低迷难见底
“十几年前，每5个中国男人的脖子上，就有4个系着嵊州领带;每3个穿西服的老外中，就有1个靠嵊州人打扮。”嵊州麦地郎集团副董事长袁学军说起彼时的辉煌仍然一脸兴奋。
在上世纪90年代，嵊州领带可以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正是依托领带产业，麦地郎在十年间从一个家庭丝织小厂壮大为一家年产量达1300万条领带、年出口创汇逾2300万美元、拥有7家子公司的集团型企业，也是嵊州领带行业中两个中国驰名商标之一。
不过，好日子似乎已经到头。
在嵊州市经济开发区麦地郎集团的一楼展示区内，领带已经退居其次，映入眼帘的同样是漂亮的女士围巾。
尽管如此，比起只有几百万元产值的围巾来说，领带仍然是麦地郎的核心产业。而眼下，这个核心产业正让袁学军夜夜难眠。
“面对7.8万平方米的厂房、90台织机和上千名工人，心里十分着急，没有回报怎么办?”袁学军对记者说，“以前，一年的投资能换回五年的回报，还是值得做的，但是现在呢，第一年投资，第二年没有回报，第三年就得关门了。”小企业大不了可以关门大吉，但大企业怎么办，一条领带35道工序，道道工序都需要人，工人等着工资，设备又在折旧，整个产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
从2011年起，外贸市场就一路下滑，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10月，以出口为主的嵊州领带行业出口金额已经同比减少了3.47%。
“现在的情况比2008年更差。”袁学军预计，麦地郎去年的出口会下滑5%～10%，有些中型企业会下降20%以上，今年的情况可能更遭，行业性低迷深不见底。
就连嵊州市规模最大的明星领带企业巴贝集团，去年以来的出口也降了近10%。
就在去年上半年，由于订单匮乏，机器开工率不足，麦地郎无奈解散了一个车间。
“现在订单来了一些，我们又去招聘会招人，招不到人空手而归。”袁学军说，“忙不过来的时候，只好找兄弟厂家帮忙救救急。”
这也是机器不能轻易停下来的原因之一。
嵊州领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周庆余对记者说：“机器一停下来，工人就要走，一走就说明你这个厂不行或者说是有倒闭的信号，银行就会来追债，所以老板无论如何，都要让机器转起来，即使是负利，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
“以前还可以靠跑量，现在连量都难保。”袁学军对记者说，“你看，现在满大街有人系领带吗?完全没有这个需求了。”
的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许穿件白衬衣系条领带可以说是时尚和风度，但如今领带已沦落为一件可有可无的配饰。
无利的买卖
尽管这些企业基本都依赖外贸市场，但出口生意也并不好做。品牌领带在国外的售价平均仅为国内售价的五分之一，限制还很多，比如领带包装、发货都有严格的要求。
嵊州领带业本来就处于产业链中微利的加工制造环节，在成本疯狂上涨和需求大幅下滑的环境下，大企业勉强撑得住，小企业只能靠“冬眠”来抵御严寒。
“有单就做，没单就歇。”嵊州当地一家小企业老板用“游击队”来形容自己的生存状况。眼下，这家小企业刚好接了一批用于晚会的舞台领带，黄色的领带上，几个女工正手工缝上一颗颗亮片。
手工制作是否利润会更高?“也只比普通的多一点。”她苦笑道，“有单总比没单好，赚一点是一点吧。”
这也是嵊州领带行业的集体尴尬。
虽然拥有上千家领带织造企业，年产领带3亿多条，但大多都是中小企业，走的多是代加工路线。
目前，嵊州领带占全国领带生产量的90%、全球的60%，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一直以来，嵊州领带业走的都是以量为荣、薄利多销的发展模式。
同样是领带之乡的意大利科墨市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其领带产值还不到全部工业产值的五分之一。近年来，科墨虽然还是领带主产地，可大部分加工环节已转移到嵊州，而提供设计、持有品牌的科墨市领带却拿走了大部分利润。
领带城一家规模较大的商铺老板对记者说：“普通领带，一条能赚个几毛钱就不错了，高档点的真丝领带又没人要。”她说，自家有企业、有厂房，出口内销定制全包，纯靠走量。
在这里，记者看到，普通领带批发最便宜的4元/条，真丝领带批发价也仅有30～35元/条，涤丝领带则在10～14元/条。
“现在的客人多半都订涤丝的，便宜嘛，外形差异也不大，但是卖涤丝领带，哪里赚得到钱。”上述老板叹了口气，“因为原材料太贵，我们工厂真丝领带的量控制得很小。”
周庆余对记者说，以前在整个利润链条上，加工环节的利润还可以占到10%，但现在几乎没有利润可言。
正是因为生产制造环节成本太高，领带强国意大利、韩国等已逐渐把生产加工环节转至中国，自己掌控着利润更高的“面料后整理”环节。
“制造水平大家都差不多，但在‘后整理’这块，中国的技术水平还是起不来，不论是产品的花样设计还是面料手感等都与意大利存在很大差距。”周庆余说。
成本过山车
周庆余介绍，嵊州的领带业无法控制成本，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原材料市场和基地，他说，目前嵊州领带产业年用丝量在5600吨左右，而本地生产的桑蚕丝却不到250吨，基本从广西和嘉兴进口。因此，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给领带企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2008年，每吨桑蚕丝在17.5万元的水平，到了2100年，这个数字过山车般地涨至40万元，2012年则在33.5万元左右，相比4年前，价格近乎翻番。
再看工人工资，2008年平均每条领带的工人工资在1.3元，今年则涨到1.8元/条。
麦地郎办公室主任也对记者说，现在一个月没有三四千元根本招不到人，还不算五险一金，企业5年来的人工成本也几乎翻番。
此外，汇率也是影响企业出口利润的一把利器，2008年汇率在7.01左右，去年则在6.2左右。在汇率方面的损失，麦地郎预计至少在4000万美元左右。
相较而言，嵊州领带出口价格仅从2008年的2.2美元/条涨至3.25美元/条。这还是几度集体提价的结果。
“最近一次提价是在2011年，每条领带只涨了不到0.4美元。”周庆余称，“即便是这样，也给行业增加了一些收入。”
2010年嵊州领带出口量在1.5亿条，平均每条的价格在1.77美元;2011年出口1.47亿条，每条售价2.09美元，多赚了4000多万美元。
然而，这种微弱的提价根本化解不了疯涨的成本，况且，大量订单掌握在中间商手中，高额利润被截留，企业并没有多少价格话语权。
以一条嵊州领带在国际市场上销售30美元测算，国外终端品牌企业在商店中销售赚取15美元，拿到品牌经营权的中间商赚取12美元，只给本地生产企业留下3美元的出厂价。
能否跨过中间商直接和老外谈判?一家知名企业的内部人士对记者说，目前还跨不过这个坎，大部分企业还是得通过中间商。“想涨价?在他们那里很难。”这位人士说。
尽管行业并未释放出任何积极信号，企业也如同在迷雾中行驶的列车，颠簸踉跄，但方方面面的力量已经开始动起来，转型升级势不可挡。
好在，临近年末，欧美的订单多了起来，车间的产线近乎满产，如雷般的轰鸣声响彻耳旁，袁学军高声对记者说：“我们还是以真丝产品为主，只有往高端做才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