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一个服装工人的月薪只有500元，印度最低可达每人每月250元，孟加拉则为300元左右。但在广州，聘请一个车工就需每个月2500到3000元的月薪，一些中高端服装企业更要向工人支付4000元月薪。悬殊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导致外资关闭在华工厂的消息接踵而来，已成为摆在中国制造业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近期，外资在华工厂“出逃”迁往东南亚的消息接连传来。除了耐克、阿迪达斯等大公司的惊人举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外，一些小企业也早已有所行动。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发布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11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1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6%，而中国的这一增长率同期不到8%。
在全球经济动荡中，“中国制造”成本的提升使得外资企业纷纷涌向诱惑力更大的东南亚地区。中国这座“世界工厂”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战火”向东南亚蔓延。
阿迪达斯“告别”中国 低成本成最大诱饵
继2009年耐克关闭在中国唯一的生产工厂后，另一体育品牌巨头阿迪达斯也在近日宣布，将于今年10月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或将迁往东南亚。
令人费解的是，阿迪达斯在中国销量大幅攀升的情况下却做出如此举动。其官方给出的原因是“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但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生产成本的提升或许才是阿迪公司关闭在华工厂的真正原因。
在江苏镇江经营着一家鞋类代工厂的宋女士坦言，由于整体形势不好，该厂今年的订单量从去年的80万减少到60万，20万订单的流失想必与员工工资上涨10%不无关系。据统计，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平均工资年均增速为7%-8%。
而另有业内人士透露，在越南，一个服装工人的月薪只有500元，印度最低可达每人每月250元，孟加拉则为300元左右。但在广州，聘请一个车工就需每个月2500到3000元的月薪，一些中高端服装企业更要向工人支付4000元月薪。
悬殊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导致外资关闭在华工厂的消息接踵而来，已成为摆在中国制造业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就在外资企业相继“出逃”的同时，个别中国服装品牌也选择了“离家出走”。凡客诚品ceo陈年近日对外透露，凡客诚品已从去年开始将部分衬衫订单移至孟加拉国，其成本相比国内最多可降低三成左右。
在一阵迁厂风波后， 人们不禁担心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但在众多声音中，人们也不禁疑惑，外资企业究竟是否将代工厂迁往东南亚?在低成本竞争之外，“中国制造”是否在其它地方比东南亚更胜一筹?但无论结果如何，“中国制造”都不可避免与东南亚的较量。
“中国制造”难以取代 非价格优势凸显
外资企业以及本土企业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有关“中国制造”优势的争议。
逐低成本而居向来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提升必然是导致外资出逃的根本原因所在。成本中包含的汇率、租金、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尤其是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大打折扣。
但是，尽管成本优势不再是外资眼中的香饽饽，老牌的“中国制造”仍占据着生产高地。
众所周知，低成本并不是企业在选择加工厂时唯一的考量标准。优良的产业环境、熟练的工人操作等因素同样不可或缺，而这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在谈到“中国制造”相比东南亚的优势时，宋女士怀有信心地说：“做加工厂时间长了，整体素质都比东南亚的工厂高，操作也更加熟练，相信外资企业不会单纯地追求低成本而不顾质量和效率。”
的确，在阿迪达斯关闭在华工厂的消息吵得沸沸扬扬之时，其官方也发表声明强调，“在中国还拥有300多家代工厂共同协作”，言语中传递出代工厂不会有所变动的讯号。
因此，对于东南亚的威胁，正视问题并积极应对才是明智的选择。北京关键体育营销机构总裁张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表示：“外资品牌的这种行为非常正常，就像当初它们来到中国一样。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直面问题，思考如何保持优势，如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在中国经济逐渐增长之时，代工企业已不可能再向低成本低头，能做的只有将非价格优势牢牢抓紧。对此，张庆谈到：“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仍然非常明显。第一，我们有配套的产业链和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有全球市场做保障;第二，我国工厂的操作人员、技术人员熟练程度高，有很强的集群优势;第三，我们的生产环境非常优越，基础设施完善。这些优势都是东南亚国家所不具备的。”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制造”越来越贵，但其非价格优势在与东南亚的较量中仍胜一筹。
反思：转型势在必行
重拾信心之后，中国制造业也不能回避外资品牌的东南亚大迁徙。可以说，这对代工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经济正处在严峻的转型期，重压之下，企业还需谨慎思考如何在乱世中未雨绸缪。
张庆认为，代工企业的转型势在必行。一方面可以将沿海地区的工厂向我国中西部转移，以降低成本，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量;另一方面应考虑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减少人力参与，增加科技成分。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英特尔上海浦东工厂与成都工厂合并、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到合肥等都是跨国公司向转战中西部迈出的一步。此外，去年7月，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宣布，将在三年内在装配线上添加100万件工业机器人。显然，已有部分企业认识到未来人工成本高昂，转而采取用机器代替劳动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
如今，东南亚与“中国制造”的pk大战愈演愈烈。尽管场外纷扰声不断，但中国企业已经拉开转型大幕，为自身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努力为“中国制造”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