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承接转移”，国内出现少量资本“抽逃”实体经济迹象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后危机时代”，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如何直面压力、突出重围、再造“新比较优势”?
在4月2日由博鳌亚洲论坛和瞭望周刊社共同主办的“博鳌制造业圆桌会议”上，来自美、德、法、日、韩和中国的制造业巨头，共同为中国和亚洲制造业的发展路径问诊把脉。
应对欧美“再工业化”：“中国制造”转型提速
2012年1月我国出口额同比下降0.5%，这是2009年12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一信号引起广泛关注，预示支撑“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空间正在加速缩小。这一变化的背景是，新一轮制造业争夺战正在全球范围内打响。
与会的美国通用电气集团负责人坦言，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看到经济虚拟化使失业率高、消费信心不足。必须从“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只有重塑实体经济，发展才有基石，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林左鸣说，欧美“再工业化”的更大目的是，立足“后危机时代”，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掌握高端制造业的领导权。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欧美等国将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但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与会嘉宾认为，西方“再工业化”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倒逼机制，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转变发展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指出，中国快速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是面向全球需求模式的。美国家庭的“去债务化”和欧洲政府的“去债务化”，无疑倒逼中国产能寻找新出路。
“这个新出路主要在国内。”与会嘉宾认为，调整出口和投资型的发展模式，转而发掘内生动力，向内需要发展是“中国制造”拥有的最大机遇之一。
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历史性地突破了50%，达到51.27%，未来每年仍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将创造中国最大的内需。
“另一个应变之策是借机加快海外并购步伐，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夺制高点。”三一重工副董事长何真临说，近年来，三一重工收购了全球混凝土老大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同时与奥地利帕尔菲格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迅速在国际并购中成为“全球机械巨人”。
对此，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刘二飞说，过去五年，中国的海外并购投资额超过2300亿美元。“现在的海外市场是买方市场，预期中国的海外投资趋势将会提速。”
应对新兴国家“同质竞争”：重构“新比较优势”
“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迟福林说，“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
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
“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已超过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这让有些制造企业感到迷失和担忧。”苏波说。
2011年以来，北京和长三角、珠三角等25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22%。一些企业出现了“用工荒”，而少数跨国企业也有转移出中国的迹象。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与会嘉宾认为，传统比较优势难以为继，如何在新一轮国际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已成为“中国制造”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构建新比较优势，首先要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格力电器公司总裁董明珠说，贴牌、代工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必经之路，但干了十多年、几十年还是这样，最终只能被淘汰。
“很多有魅力的品牌，比如苹果手机，人们以第一个买到为快乐。”林左鸣用苹果产品的例子指出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培育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拥有核心技术，二是注意不可复制性的建立。
另一个“新比较优势”是培育新一代产业工人。“人力资本也有个转型升级问题。”苏波说，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培育“中国制造”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优势。
应对国内“双重挑战”：向改革要“新空间”
除了国外“前堵后追”，中国制造业还面临来自内部的双重挑战：一个是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转向海外;另一个是一些民间资本出现“逃离”实体经济现象。
近几年，万向集团、华为、三一重工等高端制造企业布局海外步伐加快。三一重工目前有30家海外子公司，已在全球建成15个物流中心，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广设研发机构。
对此，一些论坛嘉宾担心国内高端制造业会呈现加速“外流”趋势。
但三一重工负责人发言认为，中国大型企业转向海外，可以通过本土化规避国外贸易壁垒，“抢滩”海外市场。
与会嘉宾表示，总体上看，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外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当然，如果中国改革停滞，则可能导致高端制造业“一边倒”被发达国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认为，民营制造企业的发展环境仍有待优化，在资金、政策、创新体制等制度层面上，政府应为民营制造业在本土“生根发芽”松绑和“输血”。
因为发展环境存在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虚拟经济火爆、实体经济弱化”的局面，值得警惕。
苏波坦言，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落后产能规模大、垄断行业进入难，加之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导致投资回报率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