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中的“新老更迭”总少不了故事，如果这位接班人是一个女婿，情况就更微妙。福布斯首次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显示，“企二代”中的女婿力量正在崛起。记者发现，在武汉的服装行业中，一些“女婿老总”已开始掌舵，并试图带领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国内2272家上市企业中，1268家为民营上市企业，这其中460家为家族企业，占民营上市企业总数的32.68%。而最近5年，一共有370家家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呈现出井喷之势。从数据上看，上市家族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达到了6.66%，这明显要优于国有上市企业的1.75%、上市非家族企业的2.82%的回报率。
据统计，在这些家族企业的领导人中，“夫妻店”最多，其次是兄弟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但是在460家上市家族企业中，只有21家公司的创始人传位给了下一代，仅占4.57%。值得一提的，“女婿力量”正在崛起，这似乎是膝下无子的企业家们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环顾武汉的家族企业，进入“接班期”的行业并不多。中国最早研究家族企业的学者之一、江汉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湖北省社科院硕士生导师甘德安告诉记者：“家族企业的发展周期，与地方民营经济的整体实力有关。武汉的家族企业发展历史较短，所以进入接班期的企业不多。”
而作为武汉昔日传统行业的佼佼者，记者发现，一些武汉服装企业已开始由“企二代”掌舵。武汉市服装协会负责人介绍：“大部分接班人是儿子，但也有几位女婿脱颖而出，已成为企业的实际领导人。”
“日本家族企业传位有长子、浪子、养子之序的说法，如果长子不中用，宁愿传给养子，主要是依‘法’而来;但中国的家族企业传位，传女儿不成传女婿，主要考虑的还是血缘因素。但是中国的‘女婿老总’多是掌管经营权，股权还由女儿掌管，这也使得女婿掌舵的企业具有更多不稳定性”甘德安说。
武汉“女婿老总”们的那些事儿
长江日报讯(见习记者蔡木子)三十几岁的他们，拥有留学背景，更曾拥有令人羡慕的高薪职业。现在，他们成了“武汉女婿”，并拥有了一个施展领袖才能的舞台：“原来我们只是企业的一个分子，现在要创造一个让所有分子各尽其职的系统。”
“凤凰男”落户服装厂
陈飞，现任武汉市合荣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他的岳父正是合荣服饰的创始人赵合荣。
“做服装企业，比在世界500强工作还累。”陈飞的求学生涯，一直十分优秀。199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2003年德国萨尔州立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毕业，2004年任职世界最大的化工企业——德国巴斯夫有限公司全球营销经理，年薪50万人民币。
也是在2003年，陈飞认识了同在德国求学的、合荣服饰的独女赵静，俩人开始恋爱。2005年，赵静被要求回武汉接班，陈飞也主动调任巴斯夫上海公司。
“这个抉择确实很艰难。”陈飞告诉记者，“记得很清楚的是，2005年一年我就从上海飞了50多次武汉，这样一个传统服装企业为我开启了另一个世界。公司基础不错，这个行业的市场也很大。”
2006年，陈飞与赵静结婚，陈飞也正式来到合荣服饰，时任销售部总监助理。如今已成为总经理的陈飞主管经营，夫人主管设计与产品，俨然一副现代版的“男耕女织”。
落户武汉服装企业的“凤凰男”，还有武汉博美佳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潇。在新西兰留学并结识博美佳独女的李潇，经历与陈飞如出一辙。李潇坦言：“虽然‘女婿老总’的压力大些，但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能给我这样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我很感恩。”
女婿要闹“革命”
2007年初到博美佳任职人力总监，李潇便开始了他的“革命”。
“与岳母最大的分歧，就是在对待老员工的方式上。”李潇告诉记者：“很多老员工是跟着企业成长的，但是却不能接受新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岳母觉得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我更倾向于奖罚分明。为了这事，冲突不少。”
为了增加企业的利润，李潇提出由配货制转变为订货制，从批发转向零售。但这个提议又遭到了岳母的反对。“我曾做好了离开的打算。”李潇说：“所幸的是，经过多次交锋，家人慢慢地开始理解我们的观念。”
陈飞则在要求员工写“日计划”这件事情上，与岳父僵持不下。
“家族企业最缺的就是体制建设。”陈飞说：“我借鉴外企的做法，我要求员工每天下班前写今日工作总结，写明日工作计划，要细致到工作量、工作效率。规定晚上8点半交，谁迟到一分钟，即使是经理也要罚款100元。”陈飞的提议，起初得不到岳父的理解。多番解释后，才渐渐开始推行。
“还有更多的提议，被扼杀在摇篮里了。”陈飞介绍，“有一次，我提出在本省做自营试点的想法，被岳父否定，一度令我很灰心。”
不过长辈们也有“赌”对的时候。陈飞告诉记者：“我们都喜欢做时髦衣服，岳父就不看好市场，后来订货的时候真的遇到了困难。做企业让我更成熟，要学习调整自己的心态。”
没有控股权的企业领袖能干多久?
尽管女婿当政后，合荣、博美佳每年都以30%的速度快速成长，但这些“女婿老总”们却都经历了数年的考验期。李潇在2009年开始当政，岳母“垂帘听政”了2年;陈飞则在今年才开始全面执掌企业，爬到总经理用了5年时间。
还有一个颇让人尴尬的现实是，岳父岳母们仍保留着“董事长”的头衔，并高度控制着企业的股权。
“我现在一年的收入，不及在德国时的两个月工资。”陈飞坦言：“我现在也没有分红、没有股权。刚进企业的时候是说过股权的事情，后来就淡忘了。我也不好再提，钱的事儿提多了就见外了。独生子女在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会少一些，产权分配没有那么复杂。2009年，我甚至拿了上海老家房子拆迁的200万元，用于企业发展。只要我跟夫人一条心，把企业做好，产权的事情现在不用考虑。”
李潇则告诉记者：“我现在有分红，股权原则上跟老婆一样多，但控股权还是在岳母手里。”
掌握不了控股权的这些企业领袖，能踏踏实实干多久?
陈飞说：“现在，把企业做好，就是我的成就感来源。当然，一个现代企业应该是股权明晰的，我们未来也想向资本市场发展，这方面会逐步改进。”
专家提醒：家族企业经营模式要与时俱进
长江日报讯(见习记者蔡木子)“中国90%以上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但90%以上的家族企业是中小企业。”家族企业研究学者、江汉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湖北省社科院硕士生导师甘德安告诉记者：“在世界经济史上，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之下，家族企业对于产业经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大多数家族企业，仍摆脱不了‘一大就死’的宿命。”
甘德安介绍：“由于中国在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论是资本、人才、信息还是市场等要素，都是极度缺乏的，只有家族这个资源能够有效地补充这些要素，让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此外，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血缘、姻缘、地缘一圈一圈构成的，家族企业的形成与中国的‘熟人’社会不谋而合。”
甘德安认为，尽管现在出现了一大批“现代式”的家族企业，如已经成功ipo的诸多企业，但家族企业的弊端依然存在：“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型仍是难点。虽然很多企业有了所谓的‘制度’，但在我们研究调查发现，很多创始人的意志还是可以轻易凌驾于制度之上，制度沦为了空谈和摆设。”
科学的股权结构、制度完善、监管机制，是甘德安给武汉家族企业开出的药方。“沃尔玛、杜邦等国外一流公司虽然也宣称自己是家族企业，但其实他们的家族占股权比例只有2%、3%，与中国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已经不一样了。特别是武汉民营企业发展历程较短，在不断的市场化完善进程中，相信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会得到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