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农历新年过后，原本准备招收新一轮的农民工的沿海地区企业因为招不到人而变得焦急起来。春节前，东南、华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就已经出现了用工荒。而在湖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当地政府和企业出台了更多的措施“截留”农民工。用工大省的“截留”不仅仅影响到沿海城市的企业招工，内地的招工情况也变得不再乐观，往年的地域性用工荒至今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用工荒。
其中，新生代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仅仅影响着企业的招工情况，也在逼迫着企业升级换代。用功成本的上升使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或转移，以便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
农民工被“截留” 用工荒蔓延全国
今年的“用工荒”不再是东部沿海城市的特例，而是已逐渐蔓延到我国中西部。每到春节前后，东部沿海地区都会出现农民工市场缺工情况。
但对企业来说，今年的招工似乎比往年来的更加棘手。原本作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开始大面积“召回”本地农民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的缺口激增。
各地告急 农民工缺口激增
今年的“用工荒”不再是东部沿海城市的特例，而是已逐渐蔓延到我国中西部。据报道，“破五”之后，为了留住农民工在本地就业，重庆多家公司打着煽情标语，到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招工。而在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河南等地，帮企业招工甚至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政府为达成招工指标四处奔波，各地劳动部门召开“春风行动”招聘会，以弥补企业用工的缺口。据调查，以往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劳动力转移输出的数量也正在减少。仅湖北，今年预计至少减少劳务输出100万。可即使如此，部分西部城市仍然面临招工难的窘境。
上海新坤豪职业中介所负责人仇玉俭表示，春节后至今，已经有30家单位来登记招人，约20种岗位，需求约10000人，而前来登记的求职者在3000人左右，缺口约7000人。仇玉俭介绍：“招工单位都是急于用工，需求量大的是制造业的普工。如松江区一家电子厂需要招5000名一线工人，目前只能招到2000人。此外，不少企业急需电焊工，一般只能招到总需求量的1/10。”
1月初深圳市宝安区劳动部门启动的一份春季企业用工需求调查结果显示，523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475家企业表示春节后要招工，新招员工达15.3万人。据宝安区劳动部门推断，宝安区节后用工缺口在20万人左右。
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今年春节后，全省企业还计划招工25万余人。
雅戈尔“招工大出血”——3万年薪外加5大社保
东部沿海城市是每年“用工荒”的重灾区，据媒体报道，春节过后，由于人力短缺，上海一些传统工业聚集区的部分加工企业，其生产线开工率目前不足一半。年初，用工企业迅速增加，雇主们变被动为主动，以高薪留人心。很多企业不仅放宽了年龄、技能、经验方面的限制，开出的工资较之往年也进一步提高。据调查，节后江浙沪企业月薪普涨10%—30%，部分岗位月薪涨到3000元甚至4000元，但招工仍不足一成。
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大型用工企业，雅戈尔也开始为招工而忙碌起来。农历正月初六开始，雅戈尔旗下的几家公司已贴出招工简章。雅戈尔衬衫有限公司等开出了年薪3万元、缴纳五大社保等条件，另外享受产假、婚假、丧假及节假日补助工资等福利。
雅戈尔西服有限公司的招工简章上显示，公司招聘500名技术员工，年薪3万元左右。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招工简章显示，公司需要女普通工人300名，月平均工资1700元；车间操作工200名，月平均工资1800元；制衣熟练技工420名，月平均工资2500元。
据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中心针对上海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离职的劳务工中，薪资因素占58.8%的权重。
步入2011年之后，北京宣布最低工资标准调至1160元。紧接着，江苏省也从2月1日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40元。广东省3月1日起将执行的最新最低工资标准中，广州提高18.2%，至1300元。
据悉，长三角部分集装箱驾驶员月工资已涨至4000元，部分汽车修理工在1500元-3000元，快递员的综合工资也能达到2500元。
“八仙过海”招工有新招
除了加薪，很多有经验的企业为了预防“招工难”，早早便做起准备，有的企业提供春节双薪、开门红包，买探亲机票，发放工龄补贴以此来留住老员工，也有企业春节刚过就开着大巴赶赴农民老家上门招工，还有的不惜重金，为员工发放餐补，改善居住条件，更有甚者，动用全公司可用之人力，连旗下的保安都被安排了招工指标。
与雅戈尔同处一地的另一家大型纺企杉杉股份同样面临招工问题。宁波杉杉时尚服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及工厂管理部部长王澄海表示：“现在很多年轻工人对工资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宁可每月少拿一点，但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而且不太喜欢加班。”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是世界毛织业的重要基地。春节假期刚过，就能看到不少工厂门前挂出横幅或贴出告示，“急招大量男女普工”等。很多公司提供了包吃包住、月薪过两千元等条件。有些公司不仅承诺提供免费食宿，还有年终奖、带薪年假、带薪婚假、生日奖金、社会保险等。
东莞市泰业纺织制品有限公司招聘点的业务部经理表示，该厂提供的招聘条件甚至包括了报销返程车票，并承诺新手和熟练工分别涨薪300元和500元，不过即便如此，这家公司如今仍旧处于经常性的缺工状态。
此外，一些春节期间面临严重用工缺口的企业，从大中专、技校中招聘一批“寒假工”解燃眉之急。更绝的是，上海一家餐饮企业还常年使用“老乡带老乡”的办法补充员工，保障员工的稳定性。也有企业设立“工龄工资”，以后员工按照工龄，每年上涨120元的工龄工资。两年前，宁波鑫洋电器公司率先实行工龄工资制度，使得该企业职工流动率不到3%，远低于行业内20%的水平。目前，工龄工资制已被浙江、上海等地一些企业效仿。
中西部与东部争夺农民工 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展顺利，我国有不少东部密集性企业在西部地区安家落户，随之而来的是对农民工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复苏同样加大了用工的需求，顺着农民工需求的不断加大，两地的“抢人”动作越来越大。
经济学博士马光远的文章中写道，东西部争夺农民工,这在近现代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很多人对此的重大里程碑意义并未给予高度关注。
“低工资”致使农民工
放弃东部转战中西部“淘金”
国家统计局发布调查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33万人，增长3.5%，在流动格局上，出现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特点。
统计局表示，农民工的外出流动格局发生了变化，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此外，调查还显示一个特点是，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比重下降，而在省内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数量增加较多，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转移加快。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是在沿海地区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劳动需求结构变化与供给相对不足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导致的必然结果，还跟内地不少省市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加、薪资待遇提高，使农民工纷纷“回流”返乡有关。因此，随着产业调整转移进程的加快、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弱化，部分地区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
据了解，甘肃省劳务输出大县参加招工的企业月平均工资都在2500元到3000元之间，比往年大幅度增长，不比东部一些地区给农民工开出的工资低。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是受到了冷遇。
“劳动力价格扭曲”
遮蔽“用工荒”
“用工荒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表现出来。” 国家发改委长三角综合规划组成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建军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但一个长期存在的因素是，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扭曲使用工荒的问题被遮蔽了。”
所谓劳动力价格扭曲，是指价格高低没有充分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陈建军认为，此前农民工和用工企业间的博弈能力悬殊，农民工工资被人为压得很低，从而造成了一种人口红利依旧充足的表象。
近几年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工资，相对内地的差距逐年在缩小，优势已经不大，然而生活成本又比内地城市高得多，故不少农民工弃大城市而奔向中西部省会城市。
就业研究专家、中国决策科学院人才研究所所长路军提出，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沿海农民工开始转往内地二线城市，服务性人员，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农民工，殊为紧缺。
宁波杉杉时尚服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及工厂管理部部长王澄海表示：“今年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劳动力输出地不愿意让年轻力壮的农民工外出打工；二是目前打工的大部分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打工的目的主要是体验发达地区的生活，想法多、不稳定，所以这批工人的流动性大。”
“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偏好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劳动强度不大、工作环境相对舒适的工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的情况下，对比留在家乡的同乡人的生活，重新外出的农民工纷纷要求老板涨工资也属正常。
宁波纺织服装协会秘书长助理周海燕谈道：“如果离家近，工资相差不大，他们宁愿选择在家乡打工或创业。”
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劳动力不再无限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加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工业转移，长期受压抑的劳动力收入不可持续。种种迹象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
目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发表过类似观点。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无限劳动力供给终结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开始进入存量劳动力竞争时代。在剩余劳动力消化殆尽，劳动力增量受限的情况下，各产业必然要在既定劳动力中展开竞争，劳动力因各产业间的生产力变化而进行再分配或许将成为常态，由此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也将不可避免。”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都要经历“刘易斯拐点”，走从劳力密集向技术密集转移，从人口红利向技术红利转移，从城乡二元转向城乡一体的三大转变之路。
然而，地域间、城乡间、贫富群体间经济水平差别较大的我国，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对于“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说法，更应当以审慎的态度去认识和面对。
新生代农民的“新愿” 产业升级缓解“用工荒”
据了解，尽管同处珠三角和长三角，在“用工荒”这个大环境下，各企业也呈现出不同态势，越是规模小、用工人数少的企业“用工荒”的问题越严重，除了受到自身经营规模的限制以外，关键是企业在员工的基本福利上不能提供有力保障，而员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位晋升机会等也几乎被忽略。
上海宝山区外地劳动力管理所于去年9月针对1200多名进城农民工进行过调查。调查显示，75.9%的来沪求职人员在35岁以下；在所有被访者中，79.8%的人关注岗位发展前景；有57.0%的人要求企业提供培训，36.3%的人要求政府提供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的“另类”需求
一些“80后”农民工，不仅在职位选择上更加“挑剔”，很多雇主表示，这一代农民工“即使是被招聘回去，也很难留住。”
翰威特咨询公司人力资本情报中心副总裁张宏说道，目前农民工年龄结构中，“80后”所占比例大概是53%，对这群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工作的诉求已不仅限于赚钱，他们会考虑到福利，会考虑工作之余的文化娱乐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渴望被肯定，被认可。
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80后”开始背负养家糊口的重任。除了要面对巨大的现实竞争压力，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都是他们在择业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所以单纯靠加薪的手段以不足以吸引年轻工人的目光。
科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合伙人王天鹏表示：“对于企业来说，加薪只能暂时让员工感到满意，虽然快速但不解决根本问题。虽然具有竞争力的薪资是吸引、留住人才的第一法宝，但这也意味着一笔巨大的成本。除了加薪这一激励政策外，企业通过培训、弹性工作、岗位流动、补充医疗、住房等多种激励方式，多管齐下，增加员工的忠诚度，更有利于实现企业人才战略目标。”
农民工自我“升级”: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
随着新一代农民工的思想转变，其对自身技能的提升也被提上日程。
上海宝山区外地劳动力管理所的调查显示，来沪务工人员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员已占13.1%，且有不少人员拥有较高等级的技能证书。该机构负责人说，沿海地区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还是很突出的。
翰威特咨询公司咨询师巩浩认为，过去中国沿海大批企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而现在则是到了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时期。显然，新时代农民工在职业技能与教育程度上都不断提高，这无论对企业转型，还是年轻人的职业选择都是一个不错时机。
专家建议，相关区域应进一步大力扶持、发展高技术含量的第二产业及新兴的第三产业，合理吸纳、引导外来求职人员，适当满足其择岗择业要求。在应对“流出”部分劳动力的过程中，应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流入”。
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排名里,中国的劳动技能仅排在第59位,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高端产业工人的供应结构。一个正常的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的结构，应该是一个纺锤形，也就是说高级技工占35%，中级的占50%，低级的占15%。但我们现在最大最底层的部分是非技术人才，在技术人才中，45%是中级的，低级的也是40%左右，,剩下的才是很少一部分的高级技工。这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工在经过观念和身份的升级之后，立即将进入产业技能的升级,而这种升级本身将成为最终逼迫中国产业升级的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这种变化。
用工成本激增 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从国际经验来看，“民工荒”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如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此现象，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50%，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为此，日本采取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予以破解。
经济学博士马光远提出，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更多地折射出东部在产业升级方面的滞后。在西部发挥“后发优势”追赶的过程中，东部多年来却依然依靠资源耗竭、廉价劳动力的懒惰发展模式获得利润，既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必要。尽管多年来，学界、业界都在呼吁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吁推动中国产业的升级，但事实上，由于路径的依赖和各地投机取巧，乃至于忽略农民工基本诉求的侥幸心理，东部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
事实上，由于农民工工资待遇的上调，使得企业用工成本不断飙升。有部分2010年业绩下滑上市公司的公告中写道：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日益突出。截至2月18日，11家公司在2010年年报或业绩预告中着重提到了人力成本问题。
为了减低用功成本，很多企业开始被迫进行产业升级。以制造业著称的温州，很多企业老板已经酝酿并着手改造生产线，提高自动化程度，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
统计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在义乌无缝织造高端机器已从当初的数百台增加至8000多台。这些高端机器在提高产品品质的同时，也为义乌针织行业节省数万工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表示，靠临时性涨工资是不够的，改善“用工荒”的核心在企业。中小企业解决“用工荒”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强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升级。
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民工“用工荒”
“用工荒”体现出我国企业对用工的需求缺口过大，但是，我国的大学生却存在“失业”问题，如何使大学生毕业弥补用工这个缺口，将是未来应该考虑的问题。
人保部专门发出通知，拟通过省级人才信息联网平台，异地人才信息合作、异地对口劳务合作协议、企业招工指导、对未就业者的就业技能培训等手段，解决就业结构性短缺问题。
下一步，对于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被政府作为重点考虑群体。人社部、教育部等部委还专门发出通知，都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企业、基层、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创业。
一位工科院校毕业生抱怨：“找工作已经两个月了，参加了好几场招聘会，但能面试的没有几家，还都要求有工作经验。也知道好的技工挣的比白领多，但说实话，一是学校没教给你这个技能，二是不愿意上了大学回头再去做工人。念了这么多年书，如果最后找了份专科生都能做的工作，这样的结果我没法接受。”
而具体让毕业生输入到哪里，就业研究专家、中国决策科学院人才研究所所长路军认为，具体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他感叹，一方面，大学教育将我们的毕业生培养得眼高手低，实际动手能力缺乏，企业无法全部消化；另一方面，企业又几乎天天都在喊，高技能人才缺乏。
在这个不能对接的空隙中，路军表示，正是职高和技能教育的希望，也提醒高等教育的转型。他希望，全社会对于技能教育，给予更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