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企业所占主要产业营收比例逐渐增加，因而产生相关公共政策议题。

　　明星公司(superstar company)的经济实力逐渐强大，使部分公司得以提高其商品与服务价格。分析师指出，随着这些高利润的企业变得更具主导地位，劳工所获得的经济成果较低，导致收入不平等。民主党人士与智库已了解此现象，麻州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要求反垄断主管机关採取作为，并主张美国的竞争正在消失。然而，认为反垄断法过于宽鬆的想法乃受到质疑。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企业界集中度的若干研究报告提出质疑，并表示该分析并未追踪调查有意义的产品市场。

　　经济学者逐渐认同若干产业正越来越受到少数大企业支配。企业集中度衡量指标的Hefindahl-Hirschman指数自1996年以来提高48%。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 Gustavo Grullon等学者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间，75%的美国产业更加集中，如美国网路巨头已建立强大市场地位。eMarketer数据显示，Google和Facebook共佔去(2017)年美国数位广告支出的58%以上，而Amazon今年可望佔美国电子商务市场的近半数，但该公司佔美国整体零售业的比例仅约5%。而医疗照护也兴起併购潮，包括医院合併以及药品零售商CVS Health和Aetna保险公司併购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本(2018)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自1980年到2016年间，在美国上市公司的销售加权平均值上升了42%，这可能是竞争弱化迹象，而其他国家亦可看到类似趋势。IMF西半球部门副主任Daniel Leigh指出，证据显示美国的市场力量上升，且竞争衰煺，劳动报酬份额降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David Autor和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的David Dorn等研究人员发现，由于少数高获利和新创明星公司的经济比重增加，劳工的经济比重降低，导致劳动所得份额下降。自2000年后，该现象在美国特别明显，而企业获利能力在同期则创歷史新高。

　　高盛(Goldman Sachs)分析师表示，自21世纪以来，产品和劳动市场集中度上升已使年薪成长率下降0.25%。而美国生产力成长不振则是更大的问题。大型、高获利公司的经济实力增加，可能面临经济风险。例如IMF认为，随着产业高度集中，大公司不得不满足于现状，创新和投资可能终会下降。虽然最初的企业崛起与更多投资和研发相关，但当市场力量变得太强时，这种情况就会逆转。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Jason Furman认为，经济的竞争减少和动能不足导致不平等和生产力衰煺。

　　Autor表示，企业集中度提高的部分塬因可能係于新技术，新技术为取得绝大多数市场的成功公司带来优势。其研究发现，在快速技术革新的产业中，企业集中度成长相当显着。若干政治家和分析师表示，监管政策也是企业集中度提高的重要因素，如主管机关批准太多合併案。加州民主党议员Ro Khanna指出，必须重新思考反垄断法，并关注併购案成本，应更精準判断是否存在反竞争行为。

　　川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Kevin Hassett指出，虽有证据显示集中度提高，但尚不清楚政府是否应介入干预。证据显示，政府经常可透过在新进者不愿进入竞争的领域设立障碍来巩固垄断。若干竞争法律师抱怨反垄断运动希望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解决过度广泛的经济问题。竞争法律师Jan Rybnicek指出，经济流动性与确保强大的中产阶级显然是重要议题，但问题是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是否可归责于目前的反垄断政策，以及反垄断法是否为正确的政策工具。大幅增加反垄断执法行动可能会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