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孩子十年也穿不完”

　　服装企业的高库存是问题多年累积的总爆发。一个服装企业的倒闭，往往是库存帮大有作为之时。

　　在石井，我们能看到一种最讲江湖规则的生意。“你如果能找到一单货，让我去收，能赚10万块钱的话，我分你5万。资金利息、仓库租金和其他费用都不用管。”很多年以来，石井的店主们都是和找货人如此分账，双方没有合同，依据的是行当里自发形成的惯例。陈付阳说，在石井的童装圈子里，这种靠四处看货，和档口老板们共赢的人有几百个。

　　他很依赖这个群体，“我每天要接五六十个他们打来的电话，在五六十单生意里，我会选择性地看上几单，然后挑两三单货拉回来。”

　　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17岁的时候口袋里揣着的那2000元钱，“在外面坐公交车、买瓶水，吃顿午饭，一天的生活成本10块钱。手里的钱是根本不够打货的。”但就是靠今天收一匹布，明天收一包衣服地攒钱，七八年后他当上了老板。跑出去拉单并不容易，“人要熟，货要看得准，要会砍价;现在尽管货源充裕，但竞争也很激烈。你要知道，哪个行当里都是老虎比猪多。”早些年，陈付阳出门看货，往往一去就是一两个月。

　　在杭州开过童装厂的胡海东和陈付阳打过几年交道，很欣赏陈的行事风格，“他过来收货的时候，我们并不让他进到仓库里去，只是把样品拿出来，然后告诉他有多少件。他看上了，就把定金放下，我们去装箱，他第二天就过来把货拉走了。”有一些谨慎的尾货老板，往往临时雇几个人去清点件，陈付阳比他们要痛快得多。2010年，胡海东几万件库存被陈付旺一次性清得干干净净。“如果碰到大仓库，库存数量太大，他就会联合圈子里的几个人一起来收。”胡海东说，这个群体的存在很有必要，库存堆在那里已经是废品，多少能回收一些资金，总比借民间高利贷来补充流动资金要好，尤其是近年，各地高利贷的行情都到三分以上了。

　　“一单几万件的货，少个几百件，或者掺了一些次品，对我们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是按各个品类的比例来给一个均价。”陈付阳说现在的库存货源实在太多了，“现在全中国生产的童装包括库存货，国内的孩子十年也穿不完。”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也接近事实。

　　正如胡海东所指出的，如今服装企业的高库存是问题多年累积的总爆发。“你想，很多企业的仓库里还堆着三四年前的东西呢。年景好的时候，有一些库存可能没什么，可现在很多企业都哗哗地关店，库存能把企业累死。”除了童装，2008年前后上市的那批体育用品企业如今都是库存大户，这些上市公司的年中报显示，包括李宁、匹克、鸿星尔克等在内的几家公司已经关掉了1000多家店铺。渠道收窄，对于库存清理更是雪上加霜。

　　胡海东曾经在福建和东莞的成人装和童装企业担任高管，对服装产销的弊端颇有发言权，“国内企业的产销周期太长。企业做生产计划，往往是一年前就开始打版，下单，可现在的服装时尚感越来越强，谁能知道一年后市场到底流行什么?”而对几年前那些急于上市的公司来说，往往是在上市前冲量，贷着款去扩充渠道，“这些都造成了一种需求的假象。”

　　内销公司如此，外贸的萎靡对今日中国的库存规模也贡献甚大。“现在沿海的海关，都堆着相当多的垃圾货;公司倒了，东西都滞留在海关。一单就是几十万件，这样的生意现在多得很。”陈付旺说。

　　尽管一些知名公司对库存帮往往表现倨傲，但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也会有求于这些江湖上的及时雨。几年前的一个晚上，陈付旺就接到一个东莞打来的电话，说是一个老板急需2000万元现金。陈付旺连夜联系人把钱凑齐了去拉货，就在最近，陈付旺的朋友还做了一个1700万元的大单。

　　不要低估库存帮的能力，伴随着服装业的多年扩张，库存帮也在扩张，“以前我们凑2000万，要很多个档口，一家几十万地凑，现在只要两家就能拿出来。”陈付旺说，这个行当全是现金交易，不赊不欠，再没有比这简单直接的生意了。

　　一个服装企业的倒闭，往往是库存帮大有作为之时。对那些工人排在厂门外等着要工资的工厂而言，库存帮的现身意义重大，“工厂倒闭往往是工资拖着，厂房租金拖着，债主的钱欠着。工厂的人也好，政府的人也好，只要有人和我们谈价格，我们就去拉，一手钱一手货。”

　　谁的暴利

　　“暴利心态导致了整个产业链的畸形。比如，这件衣服100块钱成本卖1200，于是很多人跟着这么做。其实服装本身是个低平台的产业。”

　　“只要人类还穿衣服，还在生产服装，就不可能没有库存。”百川一代服饰的业务员周吉祥，差不多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向记者解释库存产生的原因。这位87年生的年轻人来自长沙，和他那位湖南同乡夏华相一样，在几百上千家企业看过尾货。

　　“企业处理库存，首先是在自己的店里打折卖，卖不完就甩给我们或者捐赠给边远地区，再处理不完就销毁。”周吉祥说，欧洲的奢侈品品牌也是这么干的。

　　我们在中学的教科书上，读到了资本家在经济危机中把以百万加仑计的牛奶倒进阴沟的内容。这是否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值得商榷—因为牛奶可能过期了。至于服装，其实是会过期的，“在仓库放了超过两年的服装，多少会发霉，穿上去线都可能崩掉。”周吉祥说。

　　我们至今没有获得哪家企业公开在销毁服装的消息，勤俭起家的中国服装商人的道德水准也大概高于那种过剩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商人。不管怎样，对中国服装业来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石井锦东国际服装城，记者见到了周吉祥的老板、百川一代服饰的总经理廖亮中。据陈付阳介绍，在成人装领域，廖亮中是石井的大户。在等待廖亮中的那天下午，记者看到了服装城里穿梭的“百川一代客户服务车”，以及很多家“百川系”服装店，愈加相信陈付旺关于“廖是服装城的大股东”的说法。当天，百川的一个档口正在以一折到一点五折的价格卖“国际品牌”DEVIDERO和BULL。按廖亮中的规划，锦东服装城要做成一家奥特莱斯，而不仅仅是卖邋邋遢遢尾货的地方。

　　42岁的廖亮中来自广东梅州，服装打版师出身，1992年在广州开过服装厂，随后在广州的黄埔、东山口开过很多家专门卖库存货的零售店。2000年以后，他也加入了石井的库存帮。

　　对于服装的高库存，他另有一番见解：“中国的服装企业在历史上有暴利，吸引了很多人去追逐。暴利心态导致了整个产业链的畸形。比如，这件衣服100元成本他卖1200元，还卖成了。于是很多人就跟着这么做，其实服装本身是个低平台的产业。”

　　为了卖高价，服装企业都纷纷往高端商场挤，但高端商场见谁都要砍一刀，“商场扣点28%。就算是一线品牌，都要走很多关系。比如，你在广东要进一线商场，就必须找对几个人，给个50万元、100万元才能进去。这些花销都摊到成本上去了，价格自然就扭曲了。”

　　即使是街店，前几年租金也是异乎寻常的高，“东山口、黄浦一带的商业街，铺面租金都是天价。一个月下来，几间店铺就赚万把块钱，可如果我不干了，把店转租给别人，可以收到八九万元租金。”尤其在2002年以后，运动品牌迅速崛起时，全国各地商业街的店租更是扶摇直上。运动品牌对这笔成本早就难堪重负，没上市的公司支撑不住，即使上市了的公司，现在也不行了。因为经济低迷，消费规模也小了很多。

　　高昂的渠道成本加上消费的低迷，直接导致了服装行业的快速下滑，“据我所知，一二线品牌的动销率不到50%，甚至有些人的动销率不到30%。这样一来，市场就完蛋了。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奥特莱斯，走量的同时追求合理的利润。”这个设想正在变成现实，现在廖亮中的一处楼上楼下400平米的店铺，一天能卖两三万块钱，好的时候四五万块钱，而店租一个月只有万把块钱。“这好过花5万块钱在繁华地段去租一个店。我的主业是批发，但现在零售都可以支撑我的开销。”此外，百川一代和其他服装企业不同的是，流程简单，没有那么多附加环节的开支。

　　廖亮中认为，服装行业的暴利时代应该终结。“那些上市公司曾经是高利润啊。我们的利润率只有30%，而他们曾经有300%的利润。”今天的巨量库存不过是为当年的暴利付出的代价。

　　要消化服装业的巨量库存，靠专卖店里慢悠悠地打折销售，或者工厂店里的特卖显然是不够的，而寄希望于电商则更不现实，“库存货往往款式多而单款量少，而且，我们要求很高的周转率，把一件件不值多少钱的东西，分类整理、拍照，然后雇很多人挂到网上去卖，是不划算的。”

　　在很大程度上，石井镇是服装库存最后的去向。然而，即使到了石井，库存也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像廖亮中、陈付阳、夏华相他们，是库存市场的第一个层级，接下还有找他们几千几万、几十万地打货的全国各地库存分销商。谁也没法保证石井库存能完全被消化，“我们现在非常谨慎，因为我们也有库存。今年上半年，我收了一百多万件衣服，到现在还有15%没卖掉，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廖亮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