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所谓世界工厂地位是在新型的“温特制”管理方式下成就的，这个时代世界工厂已经名不副实，中国实际上只是“世界车间”而已。

　　中国是世界工厂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回顾历史，第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是英国，从1820年代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880年代经济衰落，英国的工业品产量以及出口量都在国际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之后，按照通常的说法，美国在20世纪初接替英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并把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1970年代。日本随后短暂地接过世界工厂的位置，但很快就在1990年代把这个地位让给了中国。

　　制造业中心从英国到美国转移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这个伴生规律是否仍然起作用?很多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亚洲将成为世界中心”、“中国统治世界”的说法在西方已经很普遍了。国内一些学者也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通过担当世界工厂已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这个趋势，有望在不远的未来逾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当“世界工厂”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用于不同的国家时，它便成了一个专事迷惑的词语，最大的作用是制造一种以线性发展观为特色的现代性迷思。即便在发展主义的视野之内对比，新老世界工厂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也是非常不同的;相应的，后世界工厂时代的地位演进路径也可能不一样。

　　英国：辉煌的“世界作坊”

　　让我们先从英国看起。早在17世纪，英国就打败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在英法7年战争之后，英国更是在全球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体系，号称“日不落帝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几十年前，英国就已经是世界头号军事霸权国家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业体系还很简单，所以就算以20世纪初的标准来看，19世纪英国的工厂也简直不能叫做工厂。英国的工厂主要是由工匠们创立的，准确地说，那时的英国工厂只是能够用机器生产机器和工业品的作坊，把英国称为“世界作坊”似乎更为合适。

　　也正是因为那时的工业体系还很简单，在鼎盛时期控制着海洋、控制着世界1/4陆地和人口的英国，很容易就在工业经济四要素—设计、原料、制造和市场—都占据优势地位，几乎控制了整个工业产业链。以最先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为例：从提供能源的蒸汽机、制造最终产品的纺织机到制造机器本身的机床，无不体现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从而对已有的生产要素进行了重组。在专利制度的保护下，创新性的工业设计层出不穷，英国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掌控着棉纺织业技术和机器制造的发展方向。

　　作为蒸汽机能源的煤和用来制造机器本身的铁是当时工厂最重要的原料，英国本土恰有丰富的储量;作为棉纺织业原料的棉花起先来自于北美殖民地，在美国独立之后，英国把埃及和印度这两大殖民地变为主产地;棉纺织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圈地运动”早已把大量农业从业人员驱赶到城市;最后，棉制品不仅在本国市场上大量销售，还更多地出口到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当市场扩张受阻时，英国人就用武力打开大门。

　　比制造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制定世界规则的权力。在工业领域占据绝对领先地位的时候，英国把自由贸易的原则强加给世界。此外，与军事霸主地位和工业上的绝对优势地位相呼应的是，英国把作为经济运行血液的金融也掌握在自己手中，逐渐把英镑纳入国际结算，最终打造成世界货币。

　　军事霸权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成就了工业体系发展初期简单产业链上的全方位优势，再进一步成就了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这是英国在担当世界作坊期间的发展路线图。随着工业体系的复杂化，这样的辉煌再没有别的国家可以重现。

　　美国：为现代工业奠定基础

　　由于工厂主们缺乏更高层次的组织管理能力，加上工匠们囿于传统的僵化思维和日益落后的知识体系，英国未能突破作坊式生产的局限，也未能把握住将19世纪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机会。当美国人在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把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标准化制造、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组织管理术以及现代会计实务这些重大创新发扬光大之后，英国的制造业就逐渐落后了。美国人使工业真正全面实现了现代化，使工厂真正成为工厂。

　　这个时期，工业生产环节越来越多，但是在管理学上名为“福特制”的生产组织模式之下，大型企业即使不断把零部件制造的一些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也仍然能通过生产最终产品保持中心地位，与其他卫星企业形成垂直管理关系，控制整个产业链。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工厂的美国在设计、原料、制造和市场这四个要素方面都能够占据优势地位：在产业标准已经成为设计环节的核心的情况下，美国取得了大多数工业标准的制定权，因此牢牢控制了大多数工业的设计环节，通过收取专利费用获得了可观的利润;美国广阔的国土上蕴藏的众多矿藏基本解决了工业发展初期的原料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又凭借其新兴军事霸权地位控制了全球的原料(特别是石油)运输;而一波又一波来自欧洲的移民不仅为工业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尽管如此，在其他国家的竞争之下，世界工厂时代的美国的相对地位较之世界作坊时代的英国，仍然较为逊色。美国长期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出口的工业品只占少数，大部分都在本国市场上消费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世界工厂”称号多少有些名不副实。而且直到二战即将结束之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美元才逐步取代英镑成为新的世界货币。但二战后，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仍然是伦敦。

　　首先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较为复杂的工业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占据一定的优势，之后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和地理优势崛起为最大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国家，这是美国在担当世界工厂期间的发展路线图。

　　中国：还只是“世界车间”

　　二战之后，世界工业体系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工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标准取代了产品，成为生产组织的中心环节。国际航空、集装箱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人力、物资和信息的全球化流动。这样一来，只要掌握了标准，跨国公司就可以把整个产业链分解成许多模块，再把不同的模块外包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最终通过专利费用坐收渔利。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那种以最终产品为中心的“福特制”管理方式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主流，所谓“世界工厂”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专事标准制定的“世界实验室”和专事其他工作的“世界车间”。

　　中国的所谓世界工厂地位是在新型的“温特制”(Windows和Intel的组合缩写)管理方式下成就的，这个时代世界工厂已经名不副实，中国实际上只是“世界车间”而已。仍然从工业经济四要素的角度观察，可以看到，中国在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在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上，中国却占据着相当不利的地位。表面上看，中国每年获得的专利数正在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以致很多人认为中国很快就能成为新的“世界创新热点”地区，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今日的工业创新体系中，这些专利所体现的创新在整个设计环节中只是居于外围、次要的位置。作为当代工业创新核心的标准制定权力几乎都不在中国手上，这使大部分利润仍旧为掌握着标准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攫取。也就是说，如果用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来衡量，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不强。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使中国拥有制定新的产业标准的权力，仍然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原料和市场也不容乐观。工业发展到今天，工业原料已经组成了一个极为丰富的谱系，中国纵使再地大物博，也不可能同时出产所有的优质原料，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比如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的进口比重都已经超过了一半。因为没有定价权，中国企业几乎是完全被动地承受这些进口原料价格升降的冲击。而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品的主要市场在国外，主要由外国跨国公司决定制造环节的资源配置，这也使中国的制造体系的塑造颇为被动。中国努力要把经济从外需导向转为内需导向，但这同样是个艰巨的任务。

　　在金融业的掌控之上，今日中国与英国和美国更是有天壤之别。当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金本位制寿终正寝之后，世界金融体系在英美手中便成了可以随意损人利己的重要武器，通过掌控金融体系，英美可以通过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来挤占中国的利润—大宗商品定价权就是生动的例子。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如此弱小的对世界金融的掌控能力，显得极不相称。

　　担当“世界车间”，以能源、环境和健康之类宝贵的资源为代价，艰难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产业链上仍然处处受制于人，军事力量和金融实力又处于弱小的地位，这就是中国当下的局面。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昔日的霸主有可能动用各种常规或非常规的手段，把中国狙杀在前进的路上。中国的崛起之路暗藏凶险，盲目乐观的后果可能很严重。

　　中国是否具备优势?

　　如果未来还有“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是否具备抓住机会实现升级的条件呢?自然也是有的。

　　英国之所以会从“世界作坊”的位置上跌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阶层的固化和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妨碍了大型的、现代化的工厂的发展。相比之下，20世纪中国具有强烈平等主义色彩的革命涤荡了传统的等级制度，普及了公共教育，使劳动人口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成为宝贵的资源。这不仅有利于产业的不断升级，连最低端的制造环节也很难再转移到其他没有这么高的科技教育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去。

　　英国的金融业之所以如此发达，也部分是因为行业的贵族色彩。当英国在通过工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时，资本家们想的不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实业规模，却是如何能够绕开实体，直接通过钱生钱的方式更为便捷地发财。英国的制造业并未能从金融业中获益多少，反而因为房地产炒作等原因承担越来越高的成本，这也是英国工业后来衰落的原因之一。

　　美国后来也走了类似的道路。在美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把产业链上的大量低端环节外包到其他国家，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的同时，美国的金融投机行为却越来越昌盛。这样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也把美国社会分化为上层精英和下层平民的尖锐对立。

　　相形之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基本保证资本受政府约束，市场受宏观调控约束，可以避免资本肆意掠夺、伤及国家的行为。

　　英美昔日奠定大国地位，还有一个因素是地缘优势。地缘优势加上军事霸权，构成了英美主宰的海权时代。迄今，这个优势仍在美国手里。但高铁技术的发展使得在亚欧大陆上重建陆权成为可能，这会极大地平衡中国原有的劣势。

　　但是，通过回顾历史可知，大国崛起是一系列条件聚合起来的结果，工业生产的繁荣仅仅是表层的现象，何况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还很低端。今日的中国能否将已取得的成果和潜在的优势化为将来的辉煌，取决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尽快补上欠缺的短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虽无意步老牌帝国的后尘谋求霸权，但必须避免在前进的路上被人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