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梨视频报道，号称“中国服装之都”的江苏常熟，暗藏童工利益链：中介从云南等地把劳力运来卖给服装厂，其中就有不少童工，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这些孩子没日没夜地干活，不好好干会被虐待，活没干完不能下班，不干到年底拿不到工钱。为了实施长期控制，工厂主还扣押童工的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等。

　　这是打工还是受罪？相信每个人都能自行判断。有童工说：“只要不听话，肯定得挨打，打过一顿干活快得很”。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令人不寒而栗，它所透露出来的苦痛与辛酸，像一座山一样压在人们的心头。

　　从童工的年龄结构来看，他们基本都在初中生范畴，这是求知而非求职的年龄，原本应该像别人家里的初中生一样坐在温暖的教室里求学，但命运把他们过早地推向了求生的道路。贫困与失学催生了童工，贫困尤其是根本原因，它往往导致失学。一方面贫困家庭希望孩子早点充当劳力，另一方面，近年来在贫困地区读书无用论愈演愈烈，使得失学越来越没有道德负担。如果不是云南文山州的乡村老师现身说法，人们不敢相信当地的失学率竟有如此之高：初一有500人，初三剩300就不错了。

　　媒体报道引起强烈关注，当地官方消息称，涉事作坊无证无照，工头已被控制，4童工已被妥善安置，目前已经排查千余工厂，发现疑似8名童工。这还不包括非法加工厂听见风声转入地下的童工情况。而受访者提及的童工数量级远不止这个数，“估计一家工厂20个左右的工人中，能有五六个是童工。”因此，排查童工的问题，流入流出地应当联起手来，摸清情况，才有望解决问题。媒体的报道揭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地方政府在童工监管问题上是失职的，希望所谓的“举一反三、加强监管”能够真的落在实处，而不是在念口头禅。

　　童工现象是一个经济警报，它表明某些经济的发展，可能就是以牺牲压榨弱势群体为代价换来的。按市场的逻辑计价，他们一个月的劳动回报真的只值一千多块吗？童工中介说，服装厂要的就是童工，言下之意或许是，他们更适于从事这个工种。既然如此，童工的劳务报酬理应高于成年人。可在同等计件的情况下，你真的相信服装厂的成年工只有这点收入吗？

　　童工现象更是一个文明警报，对一个国家来讲，比起经济的贫困，文明的贫困更加令人惊悚。有的时候，你看不见黑暗角落，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朗澈昭明，而是被人造雪景遮盖了。有的时候，人们对于传递坏消息的人的厌恶，远甚于坏消息本身。以童工为例，颇有人认为媒体的报道害了这些童工，担心送回家乡之后他们就会忍饥挨饿，好像在暴力威慑下的“打工”反而是一种幸福。这是太深的误解，犯了简单化非黑即白的错误。

　　的确，对童工前途命运的担忧并非多余，解救童工仅仅只是帮助童工的第一步，未来还有许多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帮扶的工作要做，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任重道远。可如果没有媒体对触目惊心童工现象的揭露，这些又从何谈起呢？

　　童工现象既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搞舵鸟政策以为“眼不见为净”是自欺欺人，更不可以讳疾忌医。据国际劳工组织估测，亚太地区15岁以下的童工达到1.22亿，为世界各地区之首。在中国，把童工问题放在整体的人口形势下去看，尤其是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的背景去看，就会发现我们对于童工的关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面对童工问题，唯有迎刃而上，实事求是，同情同理，厘清其中的贫困与失学问题，才有可能为童工找到一条好的出路——在拳头下打黑工不是什么好出路。不该默然于童工的被虐待与被盘剥，未成年人保护法此时不用更待何时？难道要等到这些孩子受够了压榨实施报复之后再抬出这部法律为其减刑吗？那就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