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应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动力和压力，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内需、改革生产要素价格、扩大进口等组合政策措施，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再有就是对外开放的水平显著提高，“引进来”“走出去”步伐大大加快，促进中国工业体系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主办的“与改革开放同行”系列智库论坛第三场日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等国内权威专家围绕“改革开放40年汇率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主题从多个角度阐述了我国汇率改革的经验与方向。

　　谢伏瞻：

　　人民币汇改的进程、成效和经验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作为两种货币的兑换价格，是宏观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经济变量。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直是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40年当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次比较大的形成机制改革和八次小的调整。

　　第一次汇改发生在1994年。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出台的措施一是汇率并轨，把过去长期实行的双轨制的汇率改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二是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实行结售汇制度;三是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外汇交易市场;四是实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这次汇改首先稳定了汇率水平。

　　第二次是2005年的汇改，中间价成为政策风向标。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案，改革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改变早先的人民币盯住美元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兑美元一次性升值2.1%，从8.28升至8.1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参考上日银行间市场加权平均价确定，改为参考上日收盘价，但维持人民币汇率日浮动区间±0.3%不变。2006年1月4日，央行进一步引入了做市商制度和询价交易机制，改变中间价的定价方式。

　　此次汇改成效明显。首先，有效应对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的挑战，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增强了国家综合国力。其次，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海外的离岸市场开展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特别是香港的离岸市场日益活跃，为人民币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次汇改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改变。同时，这个时期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为我们增强了走出去的实力。1994年的汇改，让我们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2005年的汇改，让我们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

　　第三次是2015年的汇改，这是向浮动汇率转变的一次有益尝试。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汇率。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持人民币稳定，在2015年12月11日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强调要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此后，在收盘价基础上，又进一步引入了一篮子货币以及逆周期因子。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

　　第一，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汇率机制改革总体上循序渐进，与我们改革大的进程相一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有利于维护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经贸环境。

　　过去40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应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动力和压力，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内需、改革生产要素价格、扩大进口等组合政策措施，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再有就是对外开放的水平显著提高，“引进来”“走出去”步伐大大加快，促进中国工业体系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了中国整体经济参与全球市场的深度。

　　第二，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改变过去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提高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的占比，保持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格局，避免了经济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出现大起大落。另外，经济内部失衡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人民币汇率弹性上升，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不断提高，由2012年的44.9%上升到2017年的58.8%;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由2012年的54.9%上升到2017年的58.8%，经济增长的模式由投资拉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

　　再有就是外部失衡也得到的缓解，改变了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从2014年8月份的历史高点逐步下降，短期资本流动趋于平衡。

　　第三，完善了国内的资本市场，抵御了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在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在逐步推进，截至2017年末，根据IMF分类的7个大项目和40个小项目中，有34项均实现了全部或部分可兑换，完全不可兑换的小项目6个，主要与衍生品交易、非居民在境内发行股票、个人外币贷款等相关。

　　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汇率水平基本在一个合理水平，最重要的是有效应对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四，加快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推广，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使用频率和规模稳步增加，离岸市场迅速发展。SWIFT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人民币在国际收支货币中的份额为1.66%，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

　　截至2017年末，人民银行陆续与37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金额超过3.3万亿元，互换功能由维护金融稳定为主延伸到维护金融稳定和便利双边贸易投资并重。

　　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带动下，境外人民币业务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末，香港人民币存款总计5591亿元，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总计4184亿元。2015年11月30日，IMF正式批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大突破。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哪些成功经验?

　　一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始终遵循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逐步减少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干预。

　　二是始终坚持改革的自主性。在人民币形成机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现实情况出发，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仍然坚持汇率稳定，维持了汇率制度的可信性，向市场传输了清晰的信号，有效稳定了国内价格预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G7、IMF等都在不同场合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坚定维护自我利益，坚持以我为主，为应对危机做出了贡献。

　　三是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我们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无论是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还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都是按照我们国家总体经济的基本面和改革的需要来推进的。

　　四是坚持改革的可控性，尽可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冲击，防止对外向型企业的打击，避免金融出现大的波动。

　　余永定：

　　汇率改革应更多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汇率是一种货币对另外一种货币进行交换的一种比例。比如说1美元等于6.2元人民币，这个6.2就是汇率，这是直接标价法。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即1元人民币等于多少美元，比如等于1毛6，这是间接标价法。

　　汇率由什么决定?研究汇率时，可以把美元看作一种商品。例如，把美元看作大白菜。在讨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价格的时候，讨论美元供求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美元供给看作是大白菜的供给。

　　如果政府不去干预，白菜的价格会是多少呢?这取决于白菜的供应情况和市场对白菜的需求，美元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干预，这两条斜线(供求曲线)的交点就是美元的均衡价格，这完全由市场决定。

　　但正像我们早年经历过的情况一样，由于市场上白菜供应不足，为了防止菜价上涨，政府对白菜实施价格管制。在美元供不应求时，如果不想让美元涨价，政府就对美元实行价格管制(即不让美元兑人民币价格上涨)。

　　举个例子，假设美元兑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是6.2，但政府要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在6.8，此时，市场上的美元供大于求。一旦市场上的白菜供大于求，为了维持白菜价格不变国家就需要买进白菜。同样，当美元供大于求时需要央行干预，为了不让美元贬值(即不让人民币升值)，央行就需要买进美元，这样一来外汇储备就增加了。

　　还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假定美元兑人民币的均衡汇率依然是6.2，但央行想把汇率定在6元人民币换1美元。美元这么便宜了，美元需求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为了使汇率保持在6元人民币换1美元的水平。只能不断向市场投放美元，这样做的结果将导致外汇储备减少。这正如为了压低白菜价格，国家需要不断向市场投放白菜。

　　汇率价格是怎样确定的?基本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遵循市场规律，由市场供求决定。美元多了美元就贬值，少了就升值，如果美元的供给和需求正好相等，其价值就会稳定在均衡点，或围绕均衡点波动。第二种方法是政府根据不同事先确定的规则干预市场。

　　外汇市场上的不均衡的状态又与国际收支有关系，如果国际收支是顺差(如长期以来，中国经常性项目是顺差，资本性项目也是顺差)，市场上的美元就会供大于求、美元就有贬值压力，人民币就有升值压力。如果政府不想让人民币升值，就得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积累外汇储备。如果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了逆差，或者说国际收支出现了逆差，美元的需求大于美元供给，央行就得投放美元到市场上，让汇率保持在想保持的水平上，从而消耗外汇储备。

　　什么是盯住汇率制度?直接盯住汇率制度，就是让人民币兑换美元固定在一个价位不变，不管外汇市场供求怎么变，就定在这儿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的做法一般是：美元供应多了就买进美元，少了就卖出美元。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美元价格维持在稳定水平上。从1997年到2005年，人民币基本上是盯住美元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盯住美元，不让人民币贬值，既稳定了中国市场，也稳定了亚洲金融，是非常正确的。

　　盯住美元最显著的一个好处是消除了不确定性。例如，企业可能生产情况非常好，产品畅销国外市场。然而汇率突然变动了，本来盈利的企业，有可能因此转为亏损。假如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是8元人民币，按照1美元兑换10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该企业在美国每卖出1美元产品，原本可以换回10元人民币，利润率约为25%;但如果汇率突然变成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该企业每卖出1美元商品，只能换回8元人民币，利润率为0%。若汇率始终是1美元=10元人民币，企业就不必担心汇率波动的影响。因此，企业是不希望看到汇率不稳定的。稳定的汇率，能给企业带来比较良好的生产环境。

　　盯住美元可能带来什么问题?资源配置要由市场来决定。盯住美元实质是在外汇市场上实行价格管制，价格管制必然导致资源错配。盯住美元或可降低企业对美出口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可能增大对其他国家出口的价格不确定性，如对日本出口的不确定性。举个例子，原来美元兑日元汇率是1美元等于100日元，假如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变为1美元等于140日元，升值了40%。由于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所以人民币兑日元也同样升值了40%。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口到日本标价为100日元的商品，原来能兑换6.2元人民币，现在由于升值，只能兑换4.43元人民币。这样一来，企业就会受损，就会减少对日出口。中国不仅对美国有出口，对其他国家也有出口，因而盯住美元在消除了对美国出口不确定性的同时，由于美元对其他国家汇率的经常性变动，增加了对其他国家出口的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2016年初，我们的汇率决定机制又有了发展，采用了“收盘价+24小时篮子货币稳定”的汇率中间价定价公式。根据这个公式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其好处，但问题也不少。中国这些年来的汇率改革总体是成功的，但改革步伐仍慢。央行去年宣布已经结束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希望央行依然坚持不干预的方针，在坚持必要资本管制的前提下，让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

　　李扬：

　　目前保外汇储备比保汇率更重要

　　汇率决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它涉及水平和决定机制两个侧面。我们更应关注汇率水平，还是关注其形成机制?我的答案毫无疑问是，更应关注机制。

　　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种汇率理论能够成功解释现实的汇率。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我们要向实践致敬;在模型和市场之间，我们更要敬畏市场。

　　汇率是一个开放型体系。做模型，体系越封闭越好，而汇率非常开放，各种各样的金融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甚至心理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汇率理论能够有效解释汇率的现实运动。

　　我们主要应关注汇率的形成机制，应当致力于创造能够不扭曲汇率形成因素，并能充分展示这些因素的机制。把太多精力放在汇率水平的计算上，得不偿失，因为汇率不是算出来的。我们要向市场学习，要致力于建立一个让人民币能够充分展示购买力的市场机制，然后让它和别的国家的货币形成汇率体系，并让这个汇率体系引导我们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

　　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下一步的重点是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大环境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环境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这些“周边环境”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重点在建立有效的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微观市场结构上下功夫，包括参与者、工具、交易机制、交易市场，以及风险管理机制等各种制度规定等，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很多事要做。

　　我们今天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当水平和机制放到一块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重机制，就要把改革置于第一位。

　　汇率问题与外汇储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制定汇率政策始终回避不了的问题之一就是，当对汇率的冲击发生时，我们究竟是保护储备还是要维持汇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答案是不同的，不同国家给的答案也是不同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保储备应该比保汇率更重要。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那时，一次冲击过来之后，泰铢迅速贬值，为避免人心惶惶，当时，泰国政府采取了保汇率的措施，结果，两个星期下来，400多亿美金储备全打水漂，但汇率还在继续下跌。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现在大家说汇率问题的时候，比如中美汇率，对象国是美国政府，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误解，事实上，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问题上，美国政府及其政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国际私人资本可能更为重要。国际资本在看大势，赌风头，它们要从中牟利，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得很清楚。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并不明确归属于某个国家的国际私人投机资本，它们若富可敌国，甚至敌过很多大国，这些国际私人资本肆虐，就会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搞得十分混乱。国际私人资本遵循的是市场规则，国与国遵循的更多是政治规则。因此，针对汇率问题，主要关注对象应当是国际投机资本。要弱化它们的恶意冲击，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市场搞健全，让市场很少能有大的套利机会，或者是获大利的机会，这样，汇率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