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9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说，他相信虽然美国发动了贸易战，但中国仍然是尊重他的，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大脑”。无论是总统的非凡大脑使然，还是更传统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使然，美国的关税战都会让用十年时间才实现的全球经济复苏脱轨。

　　三种升级情形

　　当前的紧张局势会导致什么后果?特朗普关税战的进程可以透过三种情形来描述，以展示争议如何从一场双边贸易冲突，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潜在的全球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在今年春天发出一系列关税威胁后，已经把经济赌注从500亿美元增加到2000亿美元，而现在威胁已经扩大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5000亿美元商品(表1)。

　　情形一：

　　单边纠缠。这个阶段从今年7月开始，两国都向对方的34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准备对另外160亿美元商品加税。由于受牵连的商品只有500亿美元，关税对经济的影响分别仅限于中国GDP的0.1%和美国GDP的0.2%。此时特朗普的一些关键选民，如美国商会和美国农民协会，展开了反对关税的运动，不久后美国零售商和许多其他行业协会也加入进来。

　　情形二：

　　“美国优先”升级。冷战后，每一位美国总统在大选中都会玩抨击中国的把戏。然而，特朗普是第一个在白宫说到做到的人。随着贸易战升级，他的赌注翻了两番，达到2000亿美元。相对于第一种情形，其潜在的附带损失也翻了两番。在中国GDP可能会减少0.4%，在美国GDP可能减少0.8%。

　　情形三：

　　全球贸易战。第三种情形已经可以说是全球经济在本世纪以来所面临的一大威胁，因为中国不断被当成美国贸易逆差的替罪羊。当白宫把关税战的赌注增加到5000亿美元时，潜在的附带损失将比第一种情形大十倍。中国GDP有可能损失1%，而美国GDP的净损失可能达到2%。

　　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破坏

　　继2017年出现大幅上涨后，亚洲的进出口迄今保持着良好势头，许多经济体继续以两位数增长。但目前外部环境出现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全球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十年，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三大支柱的世界贸易、投资和人口流动如今就面临着沉重的打击。

　　贸易下降

　　据WTO估计，2018年商品贸易量将增长4.4%，比2017年的水平低了几个百分点。但随着特朗普的关税加剧了贸易紧张局势，商业信心的下降和投资决策的转变有可能影响4.4%这一增长前景。一场全面的贸易战给贸易复苏造成的破坏有可能持续好几年。

　　投资停滞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投资飙升到了接近2万亿美元。联合国曾经预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在2017年恢复了增长，2018年将超过1.8万亿美元。然而事实上，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跌至1.5万亿美元，比危机前的峰值还低15%。短期内，特朗普的贸易战和美联储加息看来都会削弱全球的投资前景。

　　移民危机

　　2001年恐怖袭击发生，接着就是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再加上中东和非洲其他地区的冲突，总共有超过6800万人被逐出家园。这酿成了1945年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在特朗普时代，关税战和美国移民政策的历史性倒退都有可能加剧地缘政治摩擦，进而带来新的移民危机和恐怖主义。

　　全球经济前景不再幸免

　　2017/18年度，美国与中国、墨西哥、日本和德国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与其他一些国家有少量逆差。除了欧盟以外，这些经济体还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伙伴，美国在东亚的地缘政治盟友(日本和韩国)，以及低成本的亚洲新兴国家(表2)。如果特朗普总统信守承诺，挑战这些与中国一样的“逆差罪犯”，那么贸易战将会四处蔓延。

　　不过，特朗普的贸易强硬进程可能已经停滞不前。特朗普的白宫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获益不少，但现在民主党和美国的贸易伙伴都准备等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进行谈判。中期选举结果有可能明显(如果民主党赢得众院)或极大(如果民主党赢得参众两院)限制特朗普的影响。当美中两国重启对话时，我们预计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形中的一种：

　　情形一:

　　实用主义占上风。双方从最初的立场后退，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让步。由于两国都不是严重地依赖外部需求，关税时间表的生效或许会被推迟或淡化。为互相保全面子，双方共同采取让步措施不是没有可能，尽管可能性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供应链将基本保持原状，投资者和商业信心回归，经济展望被上调。

　　情形二:

　　承认分歧。双方重申现有的经济和战略对话机制，并开始就两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投资审查、市场准入以及战略并购等方面的分歧进行必要的对话。在这一种及其随后的情形中，地区供应链将被重置。除了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经济确定性将得到恢复。全球经济前景虽然会遭受挫折，但假以时日的话终将有所改善。

　　情形三:

　　实现某种程度的平衡贸易。在这一机会主义情形下，中国承诺通过减缓去杠杆化、推迟经济再平衡和对进口商提供大力支持，来吸纳大量的美国进口产品。看上去，贸易平衡状况将因此变得更好，双边逆差也会减少，但可持续的贸易平衡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情形四：

　　全球贸易战。双方都准备打持久战。双边争斗蔓延到其他地区，全球供应链中断。美中贸易战将导致亚洲经济放缓，这会使若干地区的经济前景极为黯淡，全球增长前景将被大幅下调。

　　在政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情形一和情形二目前看来不太可能(尽管中期选举之后可能性增大)。由于特朗普总是爱用晚间的推特扼杀白天谈判的前景，情形三可以说已经夭折。如果是情形四胜出，那么贸易保护政策将使国际环境急剧恶化。

　　尽管最近的加息让美元走强，同时给本来可以推动全球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制造了普遍的困扰，但白宫正一步步走向陷阱，这个坑可以是任何东西，却唯独不会是避风港。国际社会不应该对特朗普亦步亦趋，否则，就会助长对全球贸易的新打击，引来新的保护主义者对欧盟和亚洲地区贸易大国发动攻势，这差不多就是确保让情形四成为现实。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国际社会起而支持有助于实现情形一和情形二的贸易行为。从长远来看，只有这样的情形才符合美中两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利益。

　　贸易战并非死局新“丝绸之路”是契机

　　早在13年前，王建铆教授参与的一个世界经济论坛项目讨论过美欧针对中国可能会出台的歧视性措施，其中包括“提高针对中国的进口壁垒”“阻止中国对美欧企业的投资”“减少对中国学生发放美欧留学签证”等等。这些措施在今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几乎一一应验。

　　贸易战的结果是双输，从长期看，美国的损失将大于中国;而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局主要还是来自内部。

　　贸易战并非死局

　　十几年前就有经济学者开始对2025年的中国和世界进行预测。2005年，中国还在“入世”过渡期，笔者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项目《中国和世界：到2025年的脚本(China and the World: Scenarios to 2025)》。该项目以内外两对可能性【有效的体制改革(简称有效改革)-无效的体制改革(简称无效改革)、包容性全球环境(简称包容环境)-歧视性全球环境(简称歧视环境)】的组合为主线，描述了中国在2006~2025年的三种脚本。

　　第一种脚本名为“地区之盟(Regional Ties)”，从静态看是有效改革和歧视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右下)，从动态看是包容环境导致有效改革，有效改革导致歧视环境(路径先向上，再向右，再向下)。

　　第二种脚本名为“未践之诺(Unfulfilled Promise)”，从静态看是无效改革和包容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左上)，从动态看是包容环境导致无效改革(路径先向上，再向左)。

　　第三种脚本名为“新丝绸之路(New Silk Road)”，从静态看是有效改革和包容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右上)，从动态看是包容环境导致有效改革(路径先向上，再向右)。

　　在第一种脚本的第一阶段(2006~2010年)，项目组设想了2008年出台的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歧视性措施：

　　加强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

　　提高针对中国的进口壁垒;

　　阻止中国对美欧企业的投资;

　　阻止中国分享技术和商业专门知识;

　　减少对中国学生发放美欧留学签证。

　　然而当时没有人想到，2008年迎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早在2009年，笔者就开始听到美方智库人士向中方传递明确信息：华盛顿弥漫着对中国的失望之情，如果这样下去，美国对华政策必将发生巨变。

　　中美意识碰撞的主要问题如下：

　　“四万亿”问题。美方认为“四万亿”超级宽松财政政策表明中国的市场化转变为去市场化。

　　汇率问题。由于和“四万亿”配套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从略微低估转变为明显高估，人民币的升值趋势转变为贬值趋势。贸易失衡问题。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使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从趋于缩小转变为趋于扩大。

　　“中国制造2025”问题和中国的科技现代化问题。美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将从互补性为主转变为竞争性为主，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则将使美国在竞争中处于下风，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将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霸权。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将威胁到美国的金融霸权，而金融霸权是美国的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的基础。

　　贸易战是双输，彻底的“全面脱离”是更大的双输。如果出现完全独立于美国的中国新经济，美国新经济将失去中国市场，从短期看中国的损失大于美国，从长期看美国的损失大于中国。

　　贸易战预示着歧视性全球环境，但是贸易战会不会升级为彻底的“全面脱离”，会不会升级为“新冷战”，这取决于中美国情、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和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战。

　　因此，中国应该妥善应对贸易战，但是目前面临的困局主要来自内部，这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方面。

　　警惕超级泡沫化的发展方式

　　2009年中国出台了名为四万亿、实为十几万亿的超级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但导致经济二次过热、房价失控，而且导致折旧比重急剧升高。正巧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导致劳动报酬比重停止降低，使得回报不变的粗放发展转变为双重回报递减的超粗放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最低工资标准5年翻一番，导致劳动报酬比重升高，使得双重回报递减的超粗放发展转变为双重回报递减的粗放发展。

　　因此，发展方式路径意味着从“四万亿”开始到“十二五”结束的7年内，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相当于9年的双重回报递减发展，离旧经济泡沫危机的爆发已经不远。由于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和房价房租比已经高于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离虚经济泡沫危机的爆发也已经不远。

　　以新经济应对挑战

　　美国新经济的主要形式是硅谷，德国新经济的主要形式是隐形冠军企业(Hidden Champion)。赫尔曼·西蒙在其名著《隐形冠军》中对世界上2 734家隐形冠军企业进行了汇总统计，其中德国1 307家(德国西部1 262家)、美国366家、日本220家、中国68家。每百万人口隐形冠军企业数，德国16.0家、日本1.7家、美国1.2家、中国0.05家。

　　赫尔曼·西蒙还对专利最多的一批德国大型跨国公司和隐形冠军进行了对比：每千名员工专利数，跨国公司为6件，隐形冠军为31件;专利平均研发费用，跨国公司为271万欧元，隐形冠军为53万欧元。新经济的关键是创新效率，隐形冠军的创新效率明显高于跨国公司。隐形冠军最多的德国也是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国家。根据赫尔曼·西蒙的统计，德国2004~2013年的人均出口额是日本的2.8倍、美国的3.9倍、中国的14.8倍，如果按附加值计算的话差距更大。

　　由于知识是非竞争性的，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国家的新经济之间不仅存在竞争，而且存在互补，美国的硅谷和德国的隐形冠军之间就是如此。例如特斯拉公司的自主驾驶概念车就大量应用了德国隐形冠军的部件和专利。隐形冠军在德国西部遍布于大中小微城市，不但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而且降低了自然和人为风险。未来几十年，硅谷所在的美国西海岸发生大地震是大概率事件，硅谷的新经济不但潜伏着自然和人为的高风险，而且扩大了地区差距，导致了社会分裂。

　　新经济有新规律。大政府体制和知识经济是不相容的，因为知识经济学第一定律就是知识生产规模回报递减。上述大型跨国公司和隐形冠军的对比以及过去几十年的其他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个定律。

　　严重的虚经济泡沫不但酿成危机风险，而且使得中国全部一线城市因房价远超硅谷在成为硅谷之前的房价而无法成为中国硅谷，使得大批优秀企业家因脱实入虚而无法成为中国隐形冠军的缔造者。

　　新经济有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规律，法治和市场经济都有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规范。如果中国通过有效改革健全法治和市场经济，形成良性竞争关系和新的互补关系，就会创造出新的包容性全球环境，而这才是真正的“新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