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11月15日在京表示，园区“走出去”具有集群性的特征，更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路径。

　　园区“走出去”是第三步

　　在出席当日由中国西部发展促进会“一带一路”经济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大讲堂活动时，任浩说，30多年来，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迈出了两步，即第一步产品“走出去”和第二步企业“走出去”。未来应该走出第三步，即园区“走出去”。“第一步和第二步‘走出去’，对中国经济扩展世界市场发挥了作用，但基本属于企业单打独斗、分兵作战。容易遇到市场壁垒和产业链短整体性不完整等问题。”

　　任浩说，园区“走出去”是以中国企业或产业园区为重要主体，在政府推动、商会协调发展机制下，通过管理、资本、人才等多种合作模式，建立以园区为载体的国际化合作平台，推动园区形成产业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的持续发展模式。园区“走出去”包括：

　　管理“走出去”，包括管理模式走出去和管理内容走出去两个方面，前者是以“制度、融合化、软环境”为特征的园区2.0版发展模式的走出去，后者是园区治理结构、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等方面的走出去。园区可以通过提供科学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与规划模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全面指导，帮助当地园区快速发展壮大。

　　资本“走出去”，即园区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利用自有资金及发展基金，在前期规划、中期建设、后期运营等环节进行部分资本投入，并将其作为园区走出去的引导资金，有效发挥其杠杆作用。园区在短期内“走出去”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资本引导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导入，另一类是以资本推动对发达地区的产业链配套。如通过资本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取“销地产”的方式，避免高昂进口关税，开辟当地市场。

　　人才“走出去”，即园区招商人才、服务人才、资源整合人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事园区管理工作，提升国际化园区的管理效率。园区招商人才应兼具战略发展思维和系统服务能力，园区服务人才应兼具持续共赢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园区资源整合人才应兼具生态合作思维和资源集聚能力。

　　平台“走出去”，即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国优秀园区成为服务园区内企业的综合性载体，并由企业联盟、商会和专业机构形成“服务共同体”等更为广泛的合作平台，为走入“一带一路”各国的园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撑。平台“走出去”可以协助搜集信息、推动商贸、提供咨询服务、举办会展等。

　　“走出去”可获得相对优势

　　商务部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经在50个国家建立了118个经贸合作区。其中有77个处在“一带一路”沿线23个国家，35个合作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42个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

　　“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从结构上分析，仍存在问题。”任浩说。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一带一路”课题组研究显示，园区“走出去”总体上有三种实现模式：企业在国外自建自用的园区，一般规模较小，主要满足企业自身扩张发展的需要，如海尔集团已经建设了24个海外工业园;企业在国外建立但面向社会招商的园区，规模中等，如园中园;园区在国外综合开发的独立园区，一般规模较大，如中马关丹产业园区、中自工业园区等。

　　任浩说，无论哪种模式，“走出去”的园区都应重视提升其以“制度、融合化、软环境”为特征的持续发展能力，形成重视制度环境、合作理念、园区治理、发展模式与持续发展的实现园区“走出去”战略的系统方式。

　　统计数据显示，30多年来，我国产业园区经历了初始培育阶段、快速成长阶段、稳定发展阶段和创新升级阶段。1984年至1991年间，我国的产业园初期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在沿海地区首设14个经开区、27个高新区，两类园区的功能定位基本确立。1992年至2002年期间，正值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我国全面对外开放，产业园区迅速成为了全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全国共有54个国家级经开区、54个国家级高新区，产业园区基本实现了国土“全覆盖”。到2013年底，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分别达到215家、114家。

　　这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区为我国GDP作出近1/4(23.2%)的贡献;工业总产值35万亿元 ，占全国工业总产值30%;上交税收2.2万亿元，占全国总税收的20%。

　　“中国工业园区已经具备‘走出去’实力。园区‘走出去’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方面的考虑，可以获得相对优势。”任浩说，相比于单个企业，园区走出去，有利于在基础设施、品牌扩张等方面形成投入少、效应强的经济性规模;有利于集中展现并传播我国与东道国和平发展软硬实力的政治性主张;也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国外社会不稳定条件下增强威慑和防卫的安全性保障，能为在国外发展的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