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快的产能增长，致使竞争加剧，效益下降，产能结构性过剩矛盾依然突出。如何处置大量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战”。历史的时针拨回17年前，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高速信贷投放导致纺织等行业出现大量过剩产能、资源严重错配、国企大面积亏损。但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顺利化解了这一“顽疾”。往者可鉴，98-02年期间去产能过程中，以纺织业为突破口，大规模破产重组、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等措施，也许可以对本轮“去产能”提供重要参考。
2014年下半年起，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降，pta价格跌至4500元/吨左右，聚酯长短丝价格随即下降，加上需求不足，化纤产品价格低迷，化纤行业出现严重困难。
2014年化纤产量4390万吨，而“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末是4100万吨，化纤“十二五”规划提前两年完成。化纤占纺织纤维加工总量的82%，目前开机率约70%，仅在今年计划投产的聚酯涤纶产能将达到366万吨。
过快的产能增长，致使竞争加剧，效益下降，产能结构性过剩矛盾依然突出。如何处置大量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战”。
历史的时针拨回17年前，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高速信贷投放导致纺织等行业出现大量过剩产能、资源严重错配、国企大面积亏损。但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顺利化解了这一“顽疾”。
往者可鉴，98-02年期间去产能过程中，以纺织业为突破口，大规模破产重组、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等措施，也许可以对本轮“去产能”提供重要参考。
98年产能过剩背景
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高潮。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产投资增速维持高位。92-96年间积累大量低效产能，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另外一方面，过热投资导致通胀率攀升影响了94-96年间货币政策从紧，叠加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需求减少。
1997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直接的压力，需求端的压力衍生到供给端，进一步曝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强了管理层进行改革的决心。在当时暴露的矛盾主要有以下4方面，且过剩的主要是中下游的消费品，中上游资本密集型行业不存在明显过剩。届时，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1/3明亏、1/3暗亏、1/3盈利），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90年代末期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0%）；财政压力巨大，甚至出现外债压力。
去产能五大措施
针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领导的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倒逼企业去产能、去杠杆。98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强调“两件事情不能做：银行放松银根、生产挤压产品等于自杀；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从货币政策来看，98年之前为“适度从紧”，98年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9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
2、使用行政手段，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企业兼并、破产加快，96-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同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98年至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
3、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其中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4、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用于农林水利、交通、基础建设、电网）。过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1998-2003年期间持续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直至2004年经济企稳后积极财政政策才逐步退出。
5、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房改、税改、汇改。主要有98年后房改启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改带动高速城镇化消化制造业产能，土地财政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其次，94年分税制改革后，加大了中央集权，税制改革使得国库充盈。再次，94年汇改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94年起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特别是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加杠杆、降储蓄，外需启动，国内出口增速回升引导过剩产能消化。
效果显著
当然，一系列去产能举措的效果立竿见影，微观经济层面去产能出现显著变化。
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减少。98-2002年改革期间，随着许多企业破产兼并，工业企业数目增长放缓，而国有企业数目以及总占比出现了快速的回落。
整个改革就预设目标而言是比较成功的，亏损企业数目减少。以1997年底的企业数为准，到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使国有重点企业中的6599户亏损企业中的大多数实现扭亏。
去产能意味着大量的失业人口，但劳动生产率提升。这段时间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速出现大幅度的回落，而需要再就业人员大幅上升，而劳动生产率也得以大幅提升。
选择纺织业为改革突破口
90年代时纺织行业的地位不亚于现在的钢铁煤炭有色。截至90年代，中国是最大的纺织生产国，产量占全球的1/5，纺织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比重的首位。
但由于产能过剩和设备落后，当时的中国纺织业盈利低迷，亏损严重。富余人员比重超过30%。而且由于纺织行业多数属于国有企业，该行业是当时中国国有工业中困难最大的。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维持纺织亏损企业运行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当时，改革的阻力分别来自于纺织业产生的就业贡献、经济增长、税收来源，和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障碍。
就政治意义而言，纺织行业改造难度最大，阻力最大，一旦最困难的纺织业突破了，那么其他行业更有决心和动力推动改革，脱困过程中应对各种阻力的经验也弥足珍贵。
纺织业改革
国务院给出的纺织行业目标是从98年开始的3年国家举力，以行政手段直接下达任务来完成去产能、国企三年扭亏脱困。
98年初，国务院于年初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具体提到了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的主要目标：从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20万人，到2000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为实现纺织工业的产业升级和振兴奠定基础。
根据国务院要求，“九五”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及所有企业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新增棉纺锭，不得以任何理由转移落后棉纺锭。
国家在纺织业产能出清的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在纺织行业改革之际，98年2月已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以财政手段为主提供了大量支持。
以下几项改革措施的力度较大：
1、直接的财政补贴和贷款补贴。每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1万锭给予财政补贴300万元，由中央、地方财政各承担150万元；同时安排银行贴息贷款200万元，贷款的贴息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贷款还本期限为5年至7年。压缩淘汰的落后棉纺锭设备，由纺织总会负责监督回炉销毁。
2、兼并破产政策重点向纺织行业倾斜。安排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纺织企业537户，计划核销规模126亿元，占全国总规模400亿元的31.5%。
3、分流安置下岗职工政策。98年压锭企业办理退休3.5万人，纺织工业企业下岗职工要进入本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
4、土地支持政策。棉纺织工业企业在“压锭、减员、调整、增效”工作中，利用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进行经营的，应先对划拨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在资产重组中被置换出的土地，其使用权在处置后所得收益可全额用于企业分流安置下岗职工和减债。
5、出口配额分配向纺织自营出口生产企业倾斜。
6、提高出口退税率。为提高纺织品出口竞争能力，鼓励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统一提高到11％；对纺织机械出口实行出口信贷和全额退税优惠政策；对经批准的从事进料加工的纺织企业，使用新疆棉顶替进口棉生产的出口产品继续实行零税率的政策。
7、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对经批准的从事进料加工的纺织企业,使用新疆棉抵顶进口生产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政策。
8、以行政约束的方式，坚决控制新增棉纺生产能力。
纺织行业去产能效果
经受住98年的冲击。98年系统内国有企业完成产值1653亿元，比上年下降0.31 %；增加值380亿元，比上年增长5.53 %；销售收入1650亿元，比上年下降5 .85 %；利润总额亏损19亿元，比97年减亏26亿元，基本实现了减亏30亿元的目标。
02年之后纺织行业去产能效果明显提升。1、新增产能得以上马；就业人数从99年的510万下降到456万；2、负债率下降、利润率提升；纱、布产量02年起稳步提升；3、劳动生产率由98年的1.75万/人提升到02年的3.24万/人，增长85%。
配套方案
后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和大规模银行剥离坏账。1999年，新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发放的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并用这些钱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帮助银行进行债务重组和恢复放贷能力。
政企分开，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推进。2001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了要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在管理人员中间推行聘任制和招聘制。这一时期政策的核心是推进国有企业建立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而随着系列改革政策的出台，并深入实施实施，国企改革也得以全面开展。
后续问题
后续最大的负面影响之一在于大量失业造成的居民财富大幅下滑。虽然通过国企改革减轻国有企业债务压力，但另一方面居民资产的减少而迅速推高了居民杠杆。虽然政府大规模推动再就业服务，但大规模的城市工人失业再就业难度非常大，这对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和内需的创造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