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去哪里了?

　　对于翔云服装厂老板熊于丽来说，这个年过的不错，早早就接到了一个大单子，并准备年后也早早地开工。

　　但直到2月中旬，她只招到两个工人。

　　而2011年这个时候，她已招到了二十多个。

　　这是新塘新年后，企业招工的一个真实写照。

　　其实，直到元宵过后，广东服装企业平均开工率只在70%左右，缺工30%以上。在相关的调查中发现，38%的企业表示招工极为困难，32%的企业反映适用工人难招，14%的企业反映老员工返工不理想。同样，宁波的雅戈尔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雅戈尔正月初八开始招工，为此工作人员早晨7点半多一点就来招工，但报名者寥寥无几。

　　但是，五年前，同样是在厂门口招工，应聘者络绎不绝。

　　于是，溢达服装公司索性把分厂建在了浙江省劳动力比较富裕的奉化。

　　但是，分厂刚一建成，他们就感受到了奉化当地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的明争暗斗。

　　他们曾经从湖南株洲中等技术学院招了一批服装班学生，来实习半年，期间公司对实习生照顾有佳，他们成长也很快。

　　但没有想到的是，一夜间这些学生全部被奉化一家企业挖走了。

　　而更多的工人也开始跳槽。

　　比如在金坛，部分技术熟练工不固定在某个企业上班，哪个服装厂需要就到哪儿去帮忙，按小时计工资。

　　于是，专门带领农民工“跳槽”的“工头”产生了，他们常常带着几十人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

　　这让企业非常头疼：“这是恶性竞争啊!有时加200块，就能马上被挖走几十个工人。”有企业这样说，这样工人技能很难提升。

　　为此，很多企业开始加工资。

　　“三年前，每个月800块到1000块就可以招到一个工人，现在连生手都要1500块以上，熟练的一个月可能要到3000块。”一家制衣厂的财务经理姚希说。

　　其实，工资水平一直在提高。

　　比如，东莞最低月工资2009年为780元，2010年升至920元，2011年进一步增至1100元。

　　再比如，杭州最低工资标准也从1100元/月涨到1310元/月，提升了210元，涨幅接近20%。

　　但更重要的是，伴随物价上涨，生活成本的攀升推高劳动者的预期工资。

　　而这给企业带来了压力。

　　比如晨风集团。

　　目前，晨风集团一线工人平均月工资为2500元，加上包括带薪假、全勤奖、优秀员工评奖等在内的其他福利，以及劳动保险，这一数字上升到3600元。

　　同样，泉州越秀区某中型企业2003年平均月工资(不包括社保、奖金及各种补贴)750元左右，2008年1500元左右，2009年1800元左右，2011年2600元。

　　如此一来，人力成本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比如就杭州本心服装公司最新一季羽绒服而言，“今年人工价格在65-120元/件，而去年的平均水平则是45-80元/件。一件标价1000元的羽绒服成本大致在300元左右，按这个计算，人工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甚至能到1/3。”其总经理房长君说。

　　房长君告表示，目前在杭州一个技术熟练的工人月薪能开到3000元以上，而就是这样，还不一定能招到人。

　　夏梦服饰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刘峥也介绍说，尽管今年工人工资比去年同期增长20%左右，但还有10%的用工缺口。

　　工人哪里去了?

　　“很多人不愿意出来了，”龙达飞董事长陆祥龙说。

　　其实，“在安徽招工时，我们发现民工被各省企业疯抢。”金坛服装同业商会秘书长王菊富说。

　　“招工真的不理想，甚至在高邮出现了恶性竞争，有企业拿出3000元补贴挖工人，而另一个企业则提出给4000元。”

　　其实，“安徽滁州开出的工资水平不比上海低多少。”上海龙商纺织品公司董事长罗卫明说，他在安徽滁州新建了一座服装加工厂，这里的工资水平并不低。

　　他说在上海，一个车工一个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在滁州则在2000元左右，看上去虽然低一点，但在滁州，工人一般只工作8个小时，从小时工资来计算，滁州和上海基本相当。

　　其实，很多地方企业年初纷纷调高基本工资。

　　比如，武汉市今年普工、服务员月薪有900-1500元，技术、管理岗位2000-2500元。

　　郑州、重庆等地的用工企业普工薪酬待遇也平均提高了10-20%左右。

　　同样，“在家做事就是好，小孩成绩能提高”。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从各乡镇到村落，此类赫然夺目的横幅随处可见。

　　家住安徽阜阳阜南县的周艳，春节后选择不再外出，被招进杉杉集团在阜南工业园投建的服装厂。

　　“钱是少挣了几百块，但是可以在家照顾小孩和老人。”杉杉(阜南)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事的张先生说。

　　农民工，一下子成了沿海与内陆企业争抢的“宠儿”。

　　“本地一线员工老化，或者改行，而本地年轻人在服装业就业的比较少;外地熟练工流失比较大。”常熟服装协会秘书长归无忌说。

　　“现在不是服装厂之间的竞争，而是与其他产业的竞争。”有企业说，如果其他行业工资高，他们马上就走了。

　　而实际上，民工的绝对数量在减少。

　　据统计，现在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

　　这是由于计划生育的结果，再加上中国缺少社会保障，生育孩子已经成为沉重负担，由此引起了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

　　而上世纪打工的60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已不愿意出远门。现在外出打工的主体80后、90后，又由于高等院校的扩招，使得一部分进入大学深造，从而减少了民工数量。

　　这也造成了一面是民工荒，一边大学生工作岗位荒的局面。

　　“本世纪头1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只增加了1%，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不再增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测算，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绝对量会下降。

　　在蔡昉看来，刘易斯拐点已经全面到来。

　　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