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日前在通报今年上半年环境监管执法工作情况时透露，今年前6个月，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292件，罚款数额达23635.09万元。到目前为止，共对10个城市政府实施约谈，其中，环保部直接约谈两个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被约谈后，仅在华北环保督查中心管辖区域，就有57名相关主要负责人被批评、警告、免职。

　　罚款、“约谈”年年有，今年特别猛。以约谈论，机制运行长达十年，去年开始发力，正式进入“约谈模式”。去年9月，环保部公布“约谈暂行办法”，衡阳市市长成为环保部的第一个约谈对象。统计资料显示，从2014年9月至今，被环保部约谈的城市超过20个，既有保定、驻马店、临沂、郑州这样的“老大难”，也有昆明、无锡这样的“后起之秀”。据媒体公开报道，各市政府负责人在约谈会上几乎一致表示“震惊和愧疚”、“检讨和歉意”，继而保证整改。个别城市“闻过则急”，采取“休克疗法”，如山东临沂，在约谈后第5天，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成为全国唯一在约谈后采取停产整顿的城市。这样的节奏，下一个被环保部约谈的城市是谁?

　　在一个科层结构体系中，政令传递是一道难题，管理梯级越多，落实效率越低。环保体制更是如此，环保部门并非垂直管理，地方环保部门也要看地方领导眼色行事，导致政策法规“到了地方就走样”，甚至很难推下去。

　　撇开地方环保部门，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约谈地方“一把手”，成效固然可喜，公众也当点赞，只是喜中不免带忧。一方面，被约谈对象闻过即改那最好不过，要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甚至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又当如何——环保部是否有一招制胜的“王牌”?另一方面，环保约谈的效率再高，终究不过权宜之计，并非常规手段，足以应急，难言长效。可以说，环保约谈效率越高，反衬出常态治理越不足，制度化建设越艰巨。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冲破环境保护困境，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采取非常手段，更需发挥基层力量，将整个环保系统力量都调动起来，进行常态化治理。《广州日报》/练洪洋